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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知怀生而畏死，故怵惕于孺子之危，侧隐于孺子之死。

使无怀生畏死之心，又焉有怵惕恻隐之心？

推之羞恶，辞让，是非，亦然。

使饮食男女与失感于物而动者，脱然无之，以归于静，归于一。

又焉有羞恶，有辞让，有是非？此可以明仁义礼智非他，不过怀生畏死，饮食男女，与夫感于物而动者之皆不可脱然无之，以归于静，归于一，而恃人之心知异于禽兽，能不惑乎所行，即为懿德耳。

古贤圣所谓仁义礼智，不求于所谓欲之外，不离乎血气心知。

（《疏证》二十一）

他这样公然承认血气心知之性即是性，更不须悬想一个理来“凑泊附著以为性”

。

人与禽兽同有这血气心知，——“禽兽知母而不知父，限于知觉也；然爱其生之者，及爱其所生，与雌雄牝牡之相爱，同类之不相噬，习处之不相啮，进乎怀生畏死矣。”

——但人能扩充心知之明，能“不惑乎所行”

，能由自然回到必然，所以有仁义礼智种种懿德。

戴氏也主张性是善的，但他说性善不必用理气二元论作根据。

他说：

耳能辨天下之声，目能辨天下之色，鼻能辨天下之臭，口能辨天下之味，心能通天下之理义；人之才质得于天，若是其全也！

孟子曰，“非天之降才尔殊”

；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

乃所谓善也。

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

唯据才质为言，始确然可以断人之性善。

（《原善》中，四）

这是他的性善说的根据。

孟子的话本来很明白；我们看荀子极力辨“能不能”

与“可不可”

的分别，更可以明白当日论性善的人必曾注重那“可以知之质，可以能之具”

。

戴氏论性善也只是指出人所同有的那些“可以知之质，可以能之具”

。

他又指出孟荀的不同之点是：

荀子之重学也，无于内而取于外。

孟子之重学也，有于内而资于外。

夫资于饮食能为身之营卫血气者，所资以养者之气，与其身本受之气，原于天地，非二也。

故所资虽在外，能化为血气以益其内。

未有内无本受之气与外相得，而徒资焉者也。

问学之于德性，亦然。

（《疏证》二六）

戴氏之说颇似莱卜尼兹；他并不否认经验学问是从外来的，但他同时又主张人的才质“有于内”

，所以能“资于外”

。

程子、朱子的理气二元论说“性止是搭附在气禀上，既是气禀不好，便和那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