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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章（第2页）

严酷的战争孕育了强烈的和平思想，以组建联邦来防止战争、实现和平成为欧洲哲人代代不绝的话题。

欧洲思想家卢梭、康德、雨果等都有关于欧洲合众国的构想。

欧洲联合之所以能够在&ldo;二战&rdo;之后启动，是由多方面的原因促成的。

经济的、政治的、战略的需要，几代领导人持之以恒的努力都是重要的因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西方&ldo;冷战&rdo;战略态势也加强了欧洲联合的动力。

处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夹缝中间，一方面面临着苏联、东欧军事集团的强大军事威胁，一方面又必须接受美国的挟持，主张欧洲联合的政治家意识到，只有一个联合的和强大的欧洲才能最终摆脱这种战略困境。

然而，直接催生欧洲联盟的仍是20世纪发生在欧洲土地上的两次空前惨烈的世界大战。

从根本上讲，欧洲联合的启动者的目的是要在欧洲避免战争，争取永久和平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然而问题在于，如果欧洲历史上的战争之源主要来自民族国家，如果欧洲建设的动力仅仅是建构和平，那么，建构和平的代价就必然是民族国家的消失。

这就等于说欧洲各国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为自己打造民族国家的坟墓。

这是欧洲建设事业提出的一个十分诱人的悖论。

正是因此，有学者将欧洲联合进程称作&ldo;最后的乌托邦&rdo;（2）。

怎样理解这种悖论性质的欧洲联合？半个世纪以来，欧洲各国是如何解决共同理想与各自现实利益之间的矛盾的？欧洲建设除了地区性的经济或政治联合之外，还有否更为深远的历史内涵？这些正是《欧洲、国家与民主》一书所致力探讨的问题。

此书的结构并不复杂，三大部分分别考察欧洲联合启动、欧洲联合的架构和欧洲联合与其内部民主合法性的张力。

此书不是一部欧洲联合史，因而并不囿于直线性地去描述欧洲联合进程本身，而是企图通过抓住这一进程的问题性来展开对欧洲建设的动力、推进及其危机的分析。

马涅特在序言中首先就点出，这个问题性就是欧洲建设与欧洲近代以来发展起来的主权国家的一个双重悖论：一直到本世纪初，对于习惯于二元论思维方式的西方人来说，民族国家与政治联合同时并存是不可想象的。

要么，民族国家继续存在，欧洲注定无法走向最终统一；要么，欧洲联合的推进以牺牲民族国家为代价，欧洲联合的终结就意味着民族国家的消失。

同时，欧洲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是同现代民主制度的建立相伴随的，民族国家的消失也可能将民主制度变成它的殉葬品。

这就是说，欧洲建设从一启动就必须面对两重困难：第一要面对民族国家的抵抗，第二要面对缺乏民主合法性的压力。

正是因此，从欧洲建设启动直到欧洲单一货币问世，各国的欧洲联合反对者总是使用同样的论据：欧洲联合不仅导致民族国家放弃主权，同时也威胁到建筑于民族国家之上的民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