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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章 陈独秀的小说观（第2页）

他所说的“述历史”

，“历史”

一词的含义当然比字面丰富，可以心领；他所说的“小说底趣味”

，“趣味”

一词当然也比字面丰富，更不难意会。

《石头记》真是中国文学里的一个异数，一座登其顶而览众山皆小丘的入云峻峰。

与其大体产生在同时的《儒林外史》，就因为刻意于“为群儒作漫画像”

，述其事详尽而写人情粗略，作为小说的趣味比较欠缺。

清末民初的《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谴责心切，只想急功近利地反腐倡廉、廓清时弊，“为历史存照”

，离文学的本性更远了；《老残游记》《孽海花》好一些，颇有善写人情的部分，但“琐屑可厌”

的“历史故事”

成分也颇多；《恨海》似乎更好一些，能够自觉地提升写人情的笔力，惜篇幅过短。

依陈独秀的这个文学观来扫描上世纪前半叶的中国长篇小说，也许只有李劼人的《死水微澜》是及格的，作者把历史完全溶解在了个体生命的情感史与人际间的人情世故之相激相荡里头，文学趣味非常到位。

但他的《暴风雨前》就不能坚守“写人情”

，虽然其中的人情味比起同时代一般长篇小说仍属盎然，却失败在拿若干篇幅去专门“述史”

；到了写《大波》，那办法简直就颠倒了过来，是先设定一个述史的框架，然后把种种人物镶嵌到那框架里头去，尽管作者文字功底依然未退，但“琐屑可厌”

处甚多，而文学趣味淡薄，作者最后也未能完工——恐怕并非都是健康方面的原因，而是创作环境里某些不能不遵从的因素力度越来越强，努力自律而不能得心应手，故而呈现出了窘态。

忽发奇想，设若陈独秀能驻颜于写此文之时，并且不去挑那其实并不适合他的总书记职务担子，而将其生命跳跃于今日，充任组织作家创作的某项职务，倒是件喜人的事情。

他主张把“写人情”

和“述历史”

加以分工，“述历史”

当然极其重要，且应避免“减少历史底正确性”

，但却不必让小说家司此职，而放手让小说家去“写人情”

，尽情释放出小说文本的特殊“趣味”

，果能如此，则当下小说创作，可望沐和风细雨而滋润繁荣，出现不止一部“近代语的文学作品中代表著作”

焉。

2001年8月25日绿叶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