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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我们看这几篇书，可以推知戴氏三十二岁入京之时，还不曾排斥宋儒的义理；可以推知他在那时候还不曾脱离江永的影响，还不曾接受颜李一派排斥程朱的学说。

如果他的思想真与颜李有渊源的关系，那种关系的发生当在次年（1756）他到扬州以后。

戴震在清儒中最特异的地方，就在他认清了考据名物训诂不是最后的目的，只是一种“明道”

的方法。

他不甘心仅仅做个考据家；他要做个哲学家。

在这一点上，他有很明白的宣言，他说：

经之至者，道也。

所以明道者，其词也。

所以成词者，字也。

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

（《与是仲明书》）

又说：

君子务在闻道也。

今之博雅能文章，善考核者，皆未志乎闻道。

徒株守先儒而信之笃，如南北朝人所讥“宁言周孔误，莫道郑服非”

，亦未志乎闻道也。

（《答郑丈用牧书》）

他又说：

后之论汉儒者，辄曰：“故训之学云尔，未与于理精而义明。”

则试诘以“求理义于古经之外乎？若犹存古经中也，则凿空者得乎？”

呜呼，经之至者，道也。

所以明道者，其词也。

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

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

是故凿空之弊有二：其一，缘词生训也；其一，守讹传谬也。

缘词生训者，所释之义非其本义；守讹传谬者，所据之经并非其本经。

……二三好古之儒，知此学之不仅在故训，则以志乎闻道也，或庶几焉。

（《古经解钩沉序》）

戴氏这种见解，当时那班“襞绩补苴”

的学者都不能了解，只有章学诚能指出：

凡戴君所学，深通训诂，先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将以明道也。

时人方贵博雅考订，见其训诂名物有合时好，以为戴之绝诣在此。

及戴著《论性》《原善》诸篇，于天人理气，实有发先人所未发，时人则谓空说义理，可以无作。

是固不知戴学者也。

（《章氏遗书·朱陆篇书后》）

章学诚常骂戴氏，但他实在是戴学的第一知己。

戴氏认清了“此学不仅在故训”

，这是他特异于清儒的第一要点。

当时的人深信“汉儒去古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