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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从形式上看,张抗抗的书和尤瑟纳尔的书有很相像的地方。
尤瑟纳尔《虔诚的回忆》里写了她母系的故事,又在《北方档案》写了她父系的故事;《赤彤丹朱》在前二百七十页写母系,二百七十页以后写父系。
但在意思上有一点根本的颠倒,造成了我更不喜欢后一本书。
《北方档案》写到一个女婴(也就是尤瑟纳尔)出世为止;而在《赤彤丹朱》里,第一人称作者已经出生,还占据了全书的中心地位。
尤瑟纳尔把自己推广到了遥远的过去,把对自我的感觉扩展到一个宽广的时间段里;而张抗抗则从父母两系来解释自己,最后把一切都压缩到了一个点上,那就是全书最后一句她写的:“一九九四年八月完稿于北京花园村”
。
客观地说,这两种想法有高低的区别。
顺便说一句,对尤瑟纳尔的文化胸襟,实在不能轻看,她老人家是位文化上的巨人。
要是拿尤瑟纳尔和张抗抗做比较,对后者不够公平——她还年轻,而且不是科学院院士。
但这非我之罪,谁让她的书那么像尤瑟纳尔呢?……
张抗抗的这本书主要是在写自我,对于女作家来说,写自我是很可取的。
但也不知为什么,中国现代女作家写的自我是有毛病的;往往很不好看。
以我之见,作家写自我有两种不同的态度。
一种是把自我当做subject,一种则把自我当做object。
我不是在卖弄自己懂几句洋文,而是在这方面中文没有特别贴切的相应词汇。
假如把自我看做subject,则把它看成是静态的、不可改变的,是自恋、自足的核心。
若把它看做是object,那就是说,自我也是动态的、可以改变的,可以把它向前推进。
我们国家的文学传统,有一半来自传统文化,另一半来自前苏联,总以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自居,想着提升和改造别人的灵魂,炫耀和卖弄自己的灵魂。
不知为什么,我不大喜欢这一点。
相比之下,我很喜欢福柯的这句话:“通过写作来改变自我。”
这也是我的观点。
所以一在书里看到以自我为中心的种种感触,我马上就有不同意见。
坦白地说,如果不是编辑先生力邀,我不会写这篇评论。
这主要是因为此书的书名,还有洋溢在书中强烈的使命感和优越感。
这些成分不属于文学,更不属于文化的范畴。
要论家庭出身,我也属红五类,但我总觉得,如果我自己来提到这一点,是令人厌恶的……
好在这本书还有些可以评论的东西。
由它可以谈到尤瑟纳尔,甚至谈到了福柯。
这说明我们国家的文学事业也在和国际接轨。
很不幸的是,接轨这件事,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好的一面是增广了见识,坏的一面是画虎不成反类犬。
更加不幸的是:我这篇文章谈的全是坏的一面。
*载于1996年1月31日《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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