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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牧场与父老乡亲（第2页）

不要说田间的路，就是村里的路也很糟，说不清是路还是坑。

我们老家那些地都在山上。

下乡时我带了几双布鞋，全是送粪时穿坏的。

整双鞋像新的一样，只是后跟豁开了。

我的脚脖子经常抽筋，现在做梦梦到推粪上山，还是要抽筋。

而且那些粪也不过是美其名为粪，实则是些垫猪圈的土，学大寨时要凑上报数字，常常刚垫上就挖出来，猪还来不及在上面排泄呢……我去起圈时，猪老诧异地看着我。

假如它会说话，肯定要问问我：抽什么疯呢？有时我也觉得不好意思，就揍它。

被猪看成笨蛋，这是不能忍受的。

坦白地说，我自己绝不可能把一车粪推上山——坡道太陡，空手走都有点喘。

实际上山边上有人在接应：小车推到坡道上，就有人用绳子套住，在前面拉，合两人之力，才能把车弄上山去。

这省了我的劲，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更笨了。

这道理是这样的：这一车粪有一百公斤，我和小车加起来，也快有一百公斤了，为了送一百公斤的粪，饶上我这一百公斤已经很笨，现在又来了一个人，这就不止是一百公斤。

刨去做无效功不算，有效功不过是送上去一些土，其中肥料的成分本属虚无缥缈……好在这些蠢事猪是看不到的；假如看到的话，不知它会怎么想：土里只要含有微量它老人家的粪尿，人就要不惜劳力送上高山——它会因此变成自大狂，甚至提出应该谁吃谁的问题……

从任何意义上说，送粪这种工作绝不比从低洼地里提水更有价值。

这种活计本该交给风能去干，犯不着动用宝贵的人体生物能。

我总以为，假如我老家住了些十七世纪的荷兰人，肯定遍山都是缆车、索道——他们就是那样的人：工程师、经济学家、能工巧匠。

至于我老家的乡亲，全是些勤劳朴实、缺少心计的人。

前一种人的生活比较舒服，这是不容争辩的。

现在可以说说我是种什么人。

在老家时，我和乡亲们相比，显得更加勤劳朴实、更加少心计。

当年我想的是：我得装出很能吃苦的样子，让村里的贫下中农觉得我是个好人，推荐我去上大学，跳出这个火坑……顺便说一句，我虽有这种卑鄙的想法，但没有得逞。

大学还是我自己考上的。

既然他们没有推荐我，我就可以说几句坦白的话，不算占了便宜又卖乖。

村里的那些活，弄得人一会儿腰疼，一会儿腿疼，尤其是拔麦子，拔得手疼不已，简直和上刑没什么两样——十指连心嘛，干吗要用它们干这种受罪的事呢？当年我假装很受用，说什么身体在受罪，思想却变好了，全是昧心话。

说良心话就是：身体在受罪，思想也更坏了，变得更阴险，更奸诈……当年我在老家插队时，共有两种选择：一种朴实的想法是在村里苦挨下去，将来成为一位可敬的父老乡亲；一种狡猾的想法就是从村里混出去，自己不当父老乡亲，反过来歌颂父老乡亲。

这种歌颂虽然动听，但多少有点虚伪……站在荷兰牧场面前，我发现还有第三种选择。

对于个人来说，这种选择不存在，但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它不仅存在，而且还是正途。

＊载于1996年第12期《三联生活周刊》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