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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剌子模信使问题（第2页）

鲁迅先生有篇杂文，谈到聪明人和傻子的不同遭遇，讨论的就是此类现象。

据我所知，学者没有狡猾到这种程度，他们只是仔细提防着自己，不要得出不受欢迎的结论来。

由于日夜提防，就进入了一种迷迷糊糊的心态，乃是深度压抑所致。

与此同时，人人都渴望得到受欢迎的结论，因此连做人都不够自然。

现在人们所说的人文科学的危机，我以为主要起因于此。

还有一个原因在经济方面——挣钱太少。

假定可以痛快淋漓地做学问，再挣很多的钱，那就什么危机都没有了。

我个人认为，获得受欢迎的信息有三种方法：其一，从真实中索取、筛选；其二，对现有的信息加以改造；其三，凭空捏造。

第一种最困难。

第三种最为便利，在这方面，学者有巨大的不利之处，那就是凭空捏造不如奸佞之徒。

假定有君王专心要听好消息，与其养学者，不如养一帮无耻小人。

在中国历史上，儒士的死敌就是宦官。

假如学者下海去改造、捏造信息，对于学术来说，是一种自杀之道。

因此学者往往在求真实和受欢迎之中，苦苦求索一条两全之路，文史学者尤其如此。

我上大学时，老师教诲我们说，搞现代史要牢记两个原则，一是治史的原则，二是党性的原则。

这就是说，让历史事实按党性的原则来发生。

凭良心说，这节课我没听懂。

在文史方面，我搞不清的东西还很多。

不过我也能体会到学者的苦心。

在中国历史上，每一位学者都力求证明自己的学说有巨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孟子当年鼓吹自己的学说，提出了“仁者无敌”

之说，有了军事效益，和林彪的“精神原子弹”

之说有异曲同工之妙。

学术必须有效益，这就构成了另一种花剌子模。

学术可以有实在的效益，不过来得极慢，起码没有嘴头上编出来的效益快；何况对于君主来说，“效益”

就是一些消息而已。

最好的效益就是马上能听见的好消息。

因为这个原因，学者们承受着一种压力，要和骗子竞赛语惊四座，看着别人的脸色做学问，你要什么我做什么。

必须说明的是，学者并没有完全变狡猾，这一点我还有把握。

假如把世界上所有的学者对本学科用途的说明做一比较，就可发现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说，科学可以解决问题，但就如中药铺里的药材可以给人治病一样，首先要知识完备，然后才能按方抓药，治人的病。

照这种观点，我们现在所治之学，只是完备药店的药材，对它能治什么病不做保证。

另一种说道，本人所治之学对于现在人类所遇到的问题马上就有答案，这就如卖大力丸的，这种丸药百病通治，吃下去有病治病，无病强身。

中国的学者素来有卖大力丸的传统，喜欢做妙语以动天听。

这就造成了一种气氛，除了大力丸式的学问，旁的都不是学问。

在这种压力之下，我们有时也想做几句惊人之语，但又痛感缺少想象力。

我记得冯友兰先生曾提出要修改自己的《中国哲学史》，以便迎合时尚和领袖，这是变狡猾的例子——罗素先生曾写了一本《西方哲学史》，从未提出为别人做修改，所以冯先生比罗素狡猾——但是再滑也滑不过佞人。

从学问的角度来看，冯先生已做了最大的牺牲，但上面也没看在眼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