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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9章（第2页）

（转引自王逢振，第165页）与单一、单义的身体不同，行动的自我是多重的，是自由的，有创造性的，起改造作用的，而且是不可模仿的。

阿伦特认为，斗争存在于私人自我和公共自我之间。

私人自我逃避风险，留在家中；公共自我是在偶然性的公共领域里勇敢甚至是卤莽行事的行动者。

日常生活的操劳的自然过程是可以预测的、重复性的和周期性的，加上家庭的专制，使人成了牺牲品。

私人自我的一切皆被注定，不可能享受到与公共领域的行动联系在一起的自由。

阿伦特对女性主义政治主体保持沉默，对任何声称“女性的经验”

或者“女性了解事物的方式”

的单一性都非常警觉。

她会批评任何一种女性主义政治，如果它的基础是对普遍女性范畴的追求或暗示，并且掩盖了（或禁止、惩罚或压抑）这一范畴本身内部的差异和多元性。

（以上阿伦特观点均见王逢振，第156-177页）

早期工人运动活动家罗莎·卢森堡也持有与阿伦特类似的观点，她对女性解放运动非常反感。

面对这些女性的平等要求，她可能很想回敬一句：差异万岁。

她所追求的是：“拒绝会籍，面对某种平等时选择差异。”

她抵制住“难以抗拒”

的女性运动的诱惑，以一己之力面对挑战，并因此为自己赢得了一个独特的、非同质性的身份。

（王逢振，第178-179页）除了拒绝在政治上使用女性这一身份之外，她同时认为自己的犹太身份也是个人的私事，因为它是一个事实，它就毫无可行动性。

（王逢振，第2页）

中国也有些人持有与上述观点相似的反对性别政治的后女性主义观点。

中国的一些男性学者主张普适性人文主义，反对“性别化判断”

。

他们认为，性别问题是文化界的“性别分子”

制造出来的。

性别差异或性别不平等的问题本来并不存在，是性别差异的提法本身造成了问题，而人类的发展最终会消灭性别的差异。

尽量少从性别差异判断事物是女性解决她们自己的问题和性关系问题的唯一途径。

（jaggar，etal，116）这是一种有意识的性别盲点。

对于社会中存在了几千年、现在虽有改善但仍然存在的两性不平等现象采取了一种视而不见、有意忽略的态度。

后女性主义的第三种观点是用求和谐而不是斗争的方式来解决男女不平等问题。

持有这一观点的人主张，女人必须学会在强奸的威胁下生活：人性的平等的其实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男性的性天生就是暴力的、黑暗的、有攻击性的和强有力的。

女人只能学会去适应它，而不要企图改变它或假装自己是更优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