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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章（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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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稿为日文，中译文见上海《文学丛报》1936年7月第4期。

是的，没有这种意趣，怎么配称炎黄子孙?沫若为母国悲哀，同时也为母国骄傲。

母国的真情实况到底是怎样的，沫若心中自然有数：&ldo;在那儿正有着伟大的，任何地方都得不到俨然的现实活着，在那儿有从被战车，坦克车轧杀着的大地的心底迸发出来的铁流的浩荡，有多次新生机的胎动，阵痛，流产，……&rdo;他写到这里，多么希望日本作家和广大人民不要受他们统治者的蒙骗，他敦劝他们&ldo;在将中国当作课题之前，积蓄关于中国的体验，是第一条件。

如果想积蓄体验，跨过黄海去，至少对中国生活有一年或两年的修养&rdo;，否则就休想写出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中国人民的真实身影。

在战火中挣扎的母国，她的每一声呻吟、每一个举止，都牵动着沫若全身的神经。

眼看抗日救亡的声浪弥漫全国，并且横溢到了国外，与政治方面有人建议组织国防政府相呼应，在文化方面又有人提出了&ldo;国防文学&rdo;的主张。

他想起不久之前在质文社的一次编委会上，曾听任白戈说上海文艺界的一些同志提出了&ldo;国防文学&rdo;这一口号，当时心中不免有些犯疑：&ldo;用&lso;国防&rso;二字来概括文艺创作，恐怕不妥吧。

&rdo;这是因为他对&ldo;国&rdo;字有所犹豫，国是蒋介石在统治着的，而他对蒋介石是够憎恨、厌恶的了，笼统地谈&ldo;国防文学&rdo;岂不是模糊了阶级阵线?因此，有人约他写关于&ldo;国防文学&rdo;的文章，他一时多所顾忌。

一天，质文社的林林来访，兴冲冲地带来了一九年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这是他在东京神保町青年会从国内寄来的书报里，乘着人手杂、邮件多捡来的。

很久没有得到党的消息的郭沫若真是喜出望外，如获至宝，他贪婪地读着这份印在淡红色纸张上的《八一宣言》，顿觉拨开云雾见青天。

宣言指出：当前在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和国民党政府加紧卖国的情况下，亡国灭种的惨祸已经迫在眉睫，因而无论各党派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或利害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该立即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同时，沫若还看了季米特洛夫（1882‐1949）在第三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他细细体会《八一宣言》的精神，终于从错综复杂的矛盾中理出了主线，明确了目前的中国民族矛盾已经超过阶级矛盾，&ldo;国&rdo;是被帝国主义欺侮、侵略的&ldo;国&rdo;，当务之急在于实现全民总动员，集中一切人力、物力和财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文化战线也必须总动员，作为意识形态有力斗争工具之一的文学，当然也要纳入这一斗争行列，因而提出&ldo;国防文字&rdo;的口号应当说是及时的，他从心底里表示拥护，这时他对林林说：&ldo;好，党决定了，我就照办，要我做喇叭，我就做喇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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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夏衍：《知公此去无遗恨》，《人民文学》1978年第7期。

&ldo;国防文学&rdo;的口号原是周扬、夏衍等人提出的，当时没有来得及和鲁迅商量。

同是出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鲁迅和茅盾、胡风（1902‐1985）等人也酝酿提出了&ldo;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rdo;的口号，他们曾想和郭沫若商量，但是由于&ldo;郭沫若先生远在日本，被侦探监视着，连去信商问也不方便&rdo;1，以致未能如愿以偿。

两个口号都各有一批赞同的人，双方论争十分剧烈。

郭沫若起初认为没有必要提出&ldo;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rdo;这一口号，他是站在&ldo;国防文学&rdo;论者一边的。

一九三六年六月间，他连续写了《在国防的旗帜下》和《国防&iddot;污池&iddot;炼狱》两篇论文，鼓吹&ldo;国防文学&rdo;体现了时代的要求，是&ldo;积极的反帝运动&rdo;吹起的军号，对担心提倡&ldo;国防文学&rdo;会堕入&ldo;爱国主义的污池&rdo;的错误论调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指出倘若爱的是&ldo;帝国主义的国&rdo;，那样的爱国主义才是&ldo;污池&rdo;，而如果爱的是&ldo;被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rdo;，这样的爱国主义只能视为&ldo;炼狱&rdo;。

鉴于&ldo;国防文学&rdo;这一口号自身的缺陷，沫若还特意申述己见作了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