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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部分（第4页）

我住的宿舍楼也在图书馆西边，因此我许多次设想过这样一种情景：我在图书馆西边的路上磨磨蹭蹭，等到方丽华过来时，我就装作“偶遇”

的样子上前叫她一声……

设想很美好，从理论上说来也没有破绽，唯一的问题是需要太大的勇气，所以我始终没有付诸实践。

但是自从在唐亚辉身上找到了效仿的榜样，我一下子就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了。

报纸上宣传先进典型时经常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我想就是这个道理。

我怀着从唐亚辉那里汲取的无穷力量，天天晚上与方丽华“偶遇”

，然后幸福地陪着她边走边聊，一直走到通往9号楼的路口才分手。

我们聊得最多的是文学。

我发现她果然读过许多名著，特别是外国作家的作品。

当时这些作品的处境已很尴尬：一方面，图书馆还在敞开出借；另一方面，喜欢借来看的人又被视为思想情调不健康。

于是这种人在每个班都成了极少数，类似于后来文革中常说的“一小撮”

，而他们对文学的“不健康”

爱好，也就成了一种准低级趣味，有点见不得人似的。

所以“一小撮”

在　“一大撮”

面前绝口不谈文学，否则就是自找没趣，弄不好还会惹来各种想得到和想不到的麻烦。

我可以断定，在六十年代的大学（至少是理工科大学）里，几乎每一个文学爱好者的内心深处，都隐藏着一种孤独感。

我和她当然也不例外。

因此，当我们发现彼此原是同类时，立刻有了共同语言。

于是我们之间的话就越来越多，越来越长。

有时到了应该分手的时候，两人谈兴正浓，便会不约而同地掉头往回走，在校园里再绕上两圈。

国庆节后一个星光灿烂的夜晚，我们不知怎么聊起了前不久学校里举行的诗歌晚会。

对各系的创作评头品足一番以后，她笑着问我：“工艺系的《祖国颂》是你的大作吧？”

“你怎么知道？”

“猜出来的。”

这时我已深得唐亚辉的真谛，具体说来就是开玩笑要敢于放肆，因此我像唐亚辉那样叫起来：“哟嗬！

你简直赶得上吉普赛女郎了！

是看着水晶球猜出来的吧？”

“吉普赛女郎根本用不着看水晶球，因为她早就知道你是工艺系的笔杆子……”

“应该说是工艺系的前笔杆子，现在已经洗手不干了。”

“这么说，那是你给工程学院留下的封笔之作了？能不能给我看一看？”

“干吗呀？想挑刺是不是？”

我有些摇头摆尾，“又不是《早春二月》……”

“美的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