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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章（第2页）

在这篇文章中，周先生结合自己读书治学的体验，指出了推理小说与考据之学间有相通的内在联系，二者在基本思路上相同，都是基于形式逻辑的推理。

周先生是我所敬仰的老师，读了他的文章，加深了我的感悟。

我进而想到，不管是在欧美还是在日本，侦探小说都颇为流行，是得到国民喜爱的通俗文化。

反之，在中国的流行文化中，没有发达的推理小说，国民喜爱的方向，偏重在神怪武侠。

神怪武侠是非逻辑的自由遐想，那种上天入地、出神入化的超脱和飞跃，由不得让我想到庄子的无拘无束，道家的自然自由。

诸子百家中，唯有名家是讲思辨、重逻辑的哲学派别，经过秦始皇的焚书、汉武帝的尊儒以后，两千多年来是断绝了。

这种断绝，对于中国文化和国民心理的影响，不可不谓久远深长。

诸子百家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和根本，是人类脱离鬼神迷信之后的东方理性觉醒，其丰富的内涵和无限的可能，先被政治专制的焚书打断，后被文化统制的尊儒阉割，从此偏离多元的方向，失去了自由与活力，实在是两千年来中国文化的不幸。

痛定思痛后的当今中国文化，其最大的课题，就是回到古典，重铸文化，在诸子百家的根上，嫁接现代的普世文化，发展出融会古今中外的新文化来。

历史是文化的核心，历史学的开拓也是文化的课题之一。

于是我又发奇想，是否可以在考据之学的传统之上，参照推理小说，发展出一种新的表现历史的形式？我由此有了历史推理的想法。

我是理论脱离实际论者，承认任何理论与实际之间都存在着差异，而这种差异，正是人为努力的所在。

理论先行，有了想法以后，我开始着手实践。

历史推理的内容，当然是历史上的疑案。

在古代史领域，到处都是难解的疑团，大到夏王朝是虚幻还是真有其事，小到秦始皇的父亲是子异还是吕不韦，大凡是可以做考证文章的题目，都可以成为历史推理的题材。

问题在于形式，寻找合适的形式成了写作历史推理的关键。

我试图学习侦探小说的手法，设计一位宛若侦探的历史学家，引导自己的学生们来出入古今，破解古史之谜。

如此深入下去的结果，自然走向了推理小说的方向，在增加了趣味和自由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削减了历史可信度的传达。

我希望坚持历史学本位的立场，侦查的疑案就是历史学的问题，证据一定要真实，推理一定要合理，可以构筑，但不能编造。

虚构人物的推理小说的方式，不是我当下追求的目标。

我暂时放下了这种写法，将原稿封存，留待将来做别的用途。

我将注意力转向题材，期待内容能够提供形式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