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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第2页）

他有时候说我太kritisch（批判严格），我当然也不以为忤。

由此可见我们之间关系之融洽。

他夫妇俩都非常关心我的生活。

我在德国十年，没有钱买一件好大衣。

到瑞士时正值冬天，我身上穿的仍然是十一年前在中国买的大衣，既单薄，又破烂。

他们讥笑称之为natelchen（小大衣）。

教授夫人看到我的衣服破了，给我缝补过几次，还给我织过一件毛衣。

这一切在我这个背乡离井漂泊异域十年多的游子心中产生什么情感，大家一想就可以知道，用不着我再讲了。

在1945年11月20日的日记里，有下面一段话：

profkern（克恩教授）劝我无论如何要留下。

我同他认识才不久，但我们之间却发生了几乎超过师生以上的感情，对他不免留恋。

他也舍不得我走。

我只是多情善感，当然有痛苦。

不知为什么上天把我造成这样一个人?

可见我同他们感情之深。

他们夫妇成了我毕生难忘的人。

我回国后还通过几次信，后来就&ldo;世事两茫茫&rdo;了。

至今我每次想到他们，心里就激动、怀念，又是快乐，又是痛苦，简直是酸甜苦辣，说不清是什么滋味了。

其次我想到的是几位奥国学者w施米特（schidt）、科伯斯（koppers）等，都是天主教神甫。

他们都是人类学家，是所谓维也纳学派的领导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奥国很早被德国纳粹吞并，为了躲避凶焰，他们逃来瑞士，在弗里堡附近一个叫做弗鲁瓦德维尔（froideville）的小村里建立了根据地，有一个藏书相当丰富的图书馆。

这一学派的许多重要人物也都来这里聚会，同时还接待外国学者，到这里来从事研究工作。

我于1945年10月23日首次见到克恩教授，是在圣&iddot;朱斯坦公寓的主任诺伊维尔特（neuwirth）的一次宴会上。

第二次见面就是两天后在弗鲁瓦德维尔的这个研究所里。

两次都见到了科伯斯教授，第二次见到施米特教授和一位日本学者名叫沼泽。

施米特曾在中国北京辅仁大学教过书，他好像是人类学维也纳学派的首领，著作等身，对世界人类语言的分类有自己的一套体系，在世界学人中广有名声。

我同这些人来往，感觉最深刻的是他们虽是神甫，但并没有&ldo;上帝气&rdo;，研究其他宗教，也颇能持客观态度。

我以为，他们算得上学者。

由于克恩教授的介绍，我还认识了一位瑞士银行家兼学者的萨拉赞（sar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