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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第1页）

小波在一篇小说里说：人就像一本书，你要挑一本好看的书来看。

我觉得我生命中最大的收获和幸运就是，我挑了小波这本书来看。

我从1977年认识他到1997年与他永别，这20年间我看到了一本最美好、最有趣、最好看的书。

作为他的妻子，我曾经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失去了他，我现在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

小波，你太残酷了，你潇洒地走了，把无尽的痛苦留给我们这些活着的人。

虽然后面的篇章再也看不到了，但是我还会反反复复地看这20年。

这20年永远活在我心里。

我觉得，小波也会通过他留下的作品活在许多人的心里。

樱花虽然凋谢了，但它毕竟灿烂地盛开过。

我想在小波的墓碑上写上斯汤达的墓志铭（这也是小波喜欢的）：生活过，写作过，爱过。

也许再加上一行：骑士，诗人，自由思想家。

我最最亲爱的小波，再见，我们来世再见。

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再也不分开了！

1997年4月

李银河

1988年，我们面临回国与否的抉择。

我们的家庭从1980年结婚时起就一直是个&ldo;两人世界&rdo;（我们是自愿不育者），所以我们所面临的选择就仅仅是我们两个人今后生活方式的选择，剔除了一切其他因素。

这个选择并不容易，我们反复讨论，权衡利弊，以便做出理性的选择，免得后悔。

当时考虑的几个主要方面是：

第一，我是搞社会学研究的，我真正关心和感兴趣的是中国社会，研究起来会有更大的乐趣。

美国的社会并不能真正引起我的兴趣，硬要去研究它也不是不可以，但热情就低了许多。

小波是写小说的，要用母语，而脱离开他所要描写的社会和文化，必定会有一种&ldo;拔根&rdo;的感觉，对写作产生难以预料的负面影响。

第二，我们两人对物质生活质量要求都不太高。

如果比较中美的生活质量，美国当然要好得多，但是仅从吃穿住用的质量看，两边相差并不太大，最大的遗憾是文化娱乐方面差别较大。

我们在美国有线电视中每晚可以看两个电影，还可以到商店去租大量的录像带，而回国就丧失了这种娱乐。

我们只好自我安慰道：娱乐的诱惑少些，可以多做些事，虽然是一种强制性的剥夺，也未尝不是好事。

第三，我们担心在美国要为生计奔忙，回国这个问题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

如果一个人要花精力在生计上，那就不能保证他一定能做他真正想做的事，也就是说，他就不是一个自由人。

在中国，我们的相对社会地位会高于在美国，而最可宝贵的是，我们可以自由地随心所欲地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这对于我来说就是搞社会学研究，对于小波来说就是写小说。

除了这两件事，任何其他的工作都难免会为我们带来异化的感觉。

回国已近十年，我们俩从没有后悔当初的选择。

除了我们俩合著的《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之外，我已经出版了《生育与中国村落文化》、《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等七八本专著和译著；小波则经历了他短暂的生命中最丰盛的创作期，他不仅完成了他一生最重要的文学作品&ldo;时代三部曲&rdo;（《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成为惟一一位两次获联合报系中篇小说大奖的大陆作家，而且写出了大量的杂文随笔，以他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写作风格在中国文坛上独树一帜。

他生前创作的惟一一个电影剧本《东宫？西宫》获得了阿根廷国际电影节的最佳编剧奖，并成为1997年嘎纳电影节人围作品，使小波成为在国际电影节上为中国拿到最佳编剧奖的第一人。

回国后最好的感觉当然还是回家的感觉。

在美国，国家是人家的国家，文化是人家的文化，喜怒哀乐好像都和自己隔了一层。

美国人当老大当惯了，对别的民族和别的国家难免兴趣缺乏，有的年轻人竟然能够问出中国大陆面积大还是台湾面积大这样无知的问题。

回国后，国家是自己的国家，文化是自己的文化，做起事来有种如鱼得水的感觉。

在中国，有些事让人看了欢欣鼓舞，也有些事让人看了着急生气，但是无论是高兴还是着急都是由衷的，像自己的家事一样切近，没有了在国外隔靴搔痒的感觉。

尤其是小波近几年在报刊杂志上写的文章，有人看了击节赞赏，有人看了气极败坏，这种反应能给一位作者带来的快乐是难以形容的。

小波是个有大智慧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