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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先秦学术兴起时之时势（第2页）

等思想，乃古人所无有也。

然则先秦诸子之所欲至者，果何等境界邪？孔慕大同，老称郅治，似近子虚之论，乌托之邦。

然诸子百家，抗怀皇古，多同以为黄金世界，岂不谋而同辞诞谩耶？孔子之告子游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郑注曰：“志，谓识，古文。”

“谓识”

一读。

此以识字诂志字；次乃更明其物，谓孔子所谓志者，乃指古文言之也。

古文，犹言古书，东汉人语如此。

此即《庄子》“春秋经世，先王之志”

之志。

孔子论小康，举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为六君子，皆实有其人；其治迹，亦皆布在方策；其论大同之世，安得悉为理想之谈。

然则孔慕大同，老称郅治，以及许行论治，欲并仓廪府库而去之，殆皆有所根据，而后悬以为鹄；不徒非诞谩之辞，并非理想之谈也。

孔、老大同，郅治之说，以及许行并耕而食之言，自今日观之，似皆万无可致之理。

然在当日，则固不然。

此非略知社会之变迁者不能明，请得而略陈之。

盖人类之初，制驭天然之力极弱。

生活所需，则成群结队，到处寻觅，见可供食用之物，则拾取之而已矣。

此为社会学家所称搜集之世。

稍进，乃能渔于水，猎于山。

制驭天然之力稍强，而其生活犹极贫窘。

必也进于农牧，乃无饥饿之忧。

农牧之兴，大抵视乎其地，草原之民，多事畜牧；林麓川泽之地，则多事农耕。

吾国开化之迹，稍有可征者，盖在巢、燧、羲、农。

巢、燧事迹，略见《韩非》。

《五蠹》。

其为渔猎时代之酋长，不待言而可明。

伏羲，昔多以游牧之主，盖因伏又作庖，羲又作牺，乃有此望文生义之误解。

其实伏羲乃“下伏而化之”

之意，明见《尚书大传》。

其事迹，则《易·系辞传》明言其为网罟而事畋渔，其为渔猎时代之大酋，尤显而易见。

《传》又言：“包牺氏没，神农氏作。”

吾族盖于此时进于农耕。

而黄帝，《史记》言其“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

，《五帝本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