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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时,比张思之年长9岁的黄仁宇是南开大学学生,他毅然中断学业,选择从军之路。
多年以后,客居美国的黄仁宇以历史学家知名于世,他的《万历十五年》等史学著作传诵久远,广为人知。
不过,人们可能不太知道,他早在成为史家之前就出过一本书,即《缅北之战》,这本书出版60年后,终于在他的祖国重新面世。
如果用狭隘的学术标准来看,人们也许不会给这本书太高的评价,因为这只是一个&ldo;业余新闻记者&rdo;的业余作品,然而,不能忽略的是,这本书不光是用笔写的,还是用血写的。
在我有限的视野中,关于缅北之战的书也见过一些,但都是后来的人们根据史料写的,真正来自亲历现场者的记录,黄仁宇的这本书很有可能就是唯一的,更何况他在经历无数血与火的磨炼之后,成了一位历史学家。
他的这本非历史的开山之作也因此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年轻的黄仁宇在抗日前线恐怕还没有想过将来要研究历史,但他作为史家的潜质在这些战地通讯中已流露出来,他的业余写作当时被第一流的大报《大公报》看中,不是没有原因的。
他不仅有细致的观察力,而且有很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即使在万分紧张当中也能宕开一笔、从容着墨。
比如他在写一次伏击日本军队前夕,竟然来了这样一笔:不知道什么时候,乌云上面开出一个洞,洞口照出来一线阳光。
树枝上透过来一阵轻风,带着树叶清香,林子里面只有鸟啼,人都屏息着呼吸。
又如有一次,他们正准备吃饭、喝酒,刚刚用小刀把啤酒罐弄破,敌人的炮弹来了,他卧在地上,还回头去看豆荚和啤酒‐‐&ldo;我拾起一个啤酒罐,罐内的液体已经只剩三分之一&rdo;。
他在后记里说过,战场上有许多生动的镜头‐‐枪炮横飞之间,许多蝴蝶在树林里来去;一场激战之后,阵地的突然沉寂,工兵架的小浮桥在河上生出倒影……也许,对他自己而言,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个细节是一次追击战中,路过一座桥,发现桥底下歪着一具敌人的尸体,头还浸在水里。
战友得意地向他展示缴获自这具尸体的手枪,他还得了一副大尉领章和一张十盾的日本卢比,原来这是一个日军大尉,树枝上晾着水湿的地图和英日字典。
这也是桥下大尉的遗产。
1944年4月,这篇文章在《大公报》上发表、在贵阳广播电台播出时比较简略,他并没有写出自己的心态和感受。
他也许一直难忘这一幕,很多年后在回忆录《黄河青山》里再次提及,还写下了他内心的感慨:毋需多久,我就发现死者和我有许多共通点,属于同样的年龄层,有类似的教育背景。
在死前一天,他还努力温习他的英文!
谁敢说他不是大学学生,脱下黑色的学生装,换上卡其军装?想想看,要养大及教育他得花多少心力,接受军事训练得花多长时间,然后他在长崎或神户上船……千里迢迢赴死,喉咙中弹,以残余的本能企图用手护住喉咙。
……在孟拱河谷这个清爽的4月清晨,蝴蝶翩翩飞舞,蚱蜢四处跳跃,空气中弥漫着野花的香味。
而这名上尉的双语字典被放在矮树丛上,兀自滴着水。
我不知道,緬北之战与黄仁宇成为史家之间到底有多大的联系,但我相信,亲身经历这场血与火的战争,对他的人生一定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在《大公报》上连载四天、长达几万字的那篇《密支那像个罐头》就是他受伤后在战地医院的病床上写出来的。
生死系于一线的考验,在他笔下并没有那样惊心动魄,反而显得有点轻松,甚至炮弹的声音在他耳朵里都有了音乐节奏。
他如此记述自己受伤的情形:&ldo;好像谁在我们后面放爆竹,我已经被推倒在地上了,三八式的步枪弹击中我右边大腿。
我爬到一撮芦苇下面,裤子上的血突然涌出来。
当时的印象是很清楚的,一点也不痛,但是感觉得伤口有一道灼热,而且渐渐麻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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