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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第2页）

110年了，戊戌年的伤痛并未过去。

谭嗣同等&ldo;戊戌六君子&rdo;的眼睛，依然在菜市口的上空看着这块他们为之流尽了热血的土地，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碧荷馆主人在《新纪元》中幻想的那个中国仍隐伏在历史的地平线下面。

对于清王朝来说，发生于1898年的戊戌变法，是一次最有希望的自我拯救，如果没有意外，中国的王朝制度将完成&ldo;明治维新&rdo;式的自我更新，不流一滴血的和平转型无疑是成本最轻、代价最小的。

上天赐给中国的良机是当时年轻的君主光绪帝自愿选择了这样的转型模式，这是一次空前的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

在漫长的编年史中，这样的机会不仅极少出现，而且稍纵即逝。

如果能很好地抓住这次机会，我们这个饱受苦难和凌辱的民族就有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迅速地跨人现代制度的大门，免去数不清的灾难、浩劫、流血漂橹，以及近乎绝望的等待。

然而，众所周知，戊戌年的维新大剧从拉开序幕到黯淡收场，只持续了短短百日，从来不想放弃绝对权力的慈禧太后再次从台后走到台前，垂帘听政直至临终。

贵为皇帝的光绪有苦无处诉，甚至有泪都无处流，他在戊戌年的变革梦昙花一现，预示了中国通往现代之路的无比艰难。

深宫的怨恨和民族的创痛，穿越百年都难以平复。

1898年的中国，光绪帝手中确实没有足够的权力，至少没有改写历史、扭转文明航向的实权。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必败无疑，如果参与维新变法的志士大臣运筹好了，能一步步地稳健推动渐进的变革，也未尝不能逐渐化劣势为优势。

历史没有命定。

有人说，戊戌变法的失败不仅因为慈禧太后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也是因为康有为、梁启超代表的维新派&ldo;人谋不臧&rdo;，这一观点不无道理。

康有为确实有急于求成的一面，因步子迈得太急而导致决策失当，这一点不容忽略。

上百年后，当我们回望历史、反思历史时，如果仍停留在对保守势力、既得利益集团的一味谴责上面，无疑太简单化了，对于维新阵营设计的方案、背后的思路尤其是心态，我们同样要有足够的审视。

甚至严厉的解剖。

历史的教训如果不能正视，那么教训将永远是教训。

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在当时就曾遭到强烈抵触。

他的许多言论也以其激烈的姿态为士大夫所难以容忍，他与汪康年争夺上海《时务报》的控制权而发生的冲突，以及采用的手段，今天看来都有许多可议之处。

他以为抓住一个年轻的光绪帝就可以扭转乾坤的幼稚心态，包括他们最后仰仗袁世凯的幻想、兵围颐和园的密谋。

都有孤注一掷的心态，这都是对现实缺乏清醒判断的书生意气，缺乏对现实政治的把握和历练，缺乏长期、可持续地改变中国的心理准备，当然不可能设计出一条和平推动社会进步的最佳路径。

当时严复、张謇曾劝说康有为去办教育，他都拒绝了，他的只争朝夕正好表明。

他没能摆脱一心为帝王师的古老情结。

戊戌年的中国还不可能为我们提供一个现代型的领袖，即使当时站在时代前列的康有为也只能走到这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