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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论（第2页）

曰：“文明之范围，恒渐扩而大，而社会之病状，亦渐渍益深。

孟子曰：仁之胜不仁也，犹水胜火。

以社会组织论，浅演之群，本较文明之国为安和，所以不相敌者，则因其役物之力大薄之故。

然役物之方，传播最易，野蛮之群与文明之群遇，恒慕效如恐不及焉。

及其文明程度，劣足与文明之族相抗衡，则所用之器，利钝之别已微，而群体之中，安和与乖离迥判，而小可以胜大，寡可以敌众，弱可以为强矣。”

（第一章。

）以文明之群，而转为野蛮之群所胜，宁独中国？马其顿之于希腊，日耳曼之于罗马，顾不然邪？夫党类（class）既分，则与异族为敌者，实非举国之民，特其操治理之权者耳。

此等人，当志得意满之余，溺骄淫矜夸之习，往往脆弱不堪一击。

卒遇强敌，遂至覆亡。

其覆亡也，固亦与寻常一姓之覆亡无异，特覆之者非本族而为异族人耳。

此时多数人民，固未尝与异族比权量力，若为人所服，而实不可谓其为人所服也。

多数人民与异族之相角，于何见之？其胜负于何决之？曰：视其文化之兴替。

两族相遇，文化必有不同，观其孰替孰兴，而文化之优劣分，而民族之存亡，亦由之而判矣。

信如是也，中国民族之与异族遇，不以一时争战之不竞见其劣，正以终能同化异族见其优，固非聊作解嘲之语矣。

（此非谓中国必不能以兵力争胜，亦非谓此后永不必以兵力争胜，不可误会。

）中国之见侮于异族，乃由执治理之权者之劣弱，其说可得闻与？曰：可。

两族相竞，若战陈然，居前行者，实惟政治。

后汉自安帝永初以降，政权迄在外戚、宦官手中，自此至灵帝中平六年董卓入洛，凡历八十六年，其紊乱可以想见。

此时为举国所想望者，莫如当时所谓名士，然其人实多好名嗜利之徒，读《秦汉史》第十章第四节、第十四章第五节、第十八章第四节可见。

此时相需最殷者，曰综核名实，曰改弦更张。

督责之治，魏武帝、诸葛武侯皆尝行之，一时亦颇收其效，然大势所趋，终非一二人之力所克挽，故人亡而政亦息焉。

近世胡林翼、曾国藩，承积衰极敝之余，以忠诚为唱，以峻切为治，一时亦未尝不收其效，而亦不能持久，先后最相类也。

改制更化，魏曹爽一辈人，颇有志焉。

然其所图太大，不为时俗所顺悦；又兵争未久，人心积相猜忌，进思徼利，退计自全，乃不得不用阴谋以相争夺。

此等相争，正人君子，往往非奸邪小人之敌，曹爽遂为司马宣王所覆。

宣王本惟计私图；景王虽为正始风流人物，然既承宣王之业，自不得不专为自全之计；文王更无论矣。

与司马氏相结合者，率多骄淫狙诈之徒；司马氏之子弟，亦日习于是，而其材又日下；而时势之艰危，人心之险诐如故；于是以晋初之百端待理；灭吴之后，又直可以有为之时；乃以趣过目前之晋武帝承之，急切之事如徙戎者，且不能举，皇论其他？而杨、贾、八王之祸，且代异己之诛而起矣。

晋室之倾颓，固非一朝一夕之故，盖自初平以来，积渐所致，势固不易中止也。

夫国之所恃为桢干者，固非一二臣卫，而为士大夫之群，今所谓中等阶级也。

士大夫而多有猷、有为、有守，旧政府虽覆，树立一新政府，固亦非难。

当时之士大夫，果何如哉？中国在是时，民族与国家之见地，盖尚未晶莹。

东汉名士，看似前仆后继，尽忠王室，实多动于好名之私，挟一忠君之念耳。

此等忠君之念，沿自列国并立之时，不能为一统之益，而时或转为其累。

（参看《秦汉史》第十四章第四节。

）又既沿封建之习，则诸侯之国，与卿大夫之家，其重轻本来相去无几，由是王室与私门，其重轻之相去，亦不甚远；益以自私自利之恒情，而保国卫民之念，遂不如其保家全身之切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