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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晚清重臣李鸿章（第2页）

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

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

之事。

因此，国人在对他咒骂痛斥之时，确实“不可不深自反也”

，确实不可“放弃国民之责任”

。

只是，该怎样评价100年前这位不同寻常的大清重臣，中国人一向的定论与百年以来的世界舆论截然不同。

在中国，评价一个人是很容易同时也是很难的事情。

附：关于李鸿章的“不履日地”

马关谈判时面对日方提出的苛刻条件，中方只有“允”

和“不允”

两种选择，而丝毫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李公一直磨到点灯时分，口干舌燥地要求再削减五千万两，实在达不目的了，又说减少二千万两也行，最后甚至满眼含泪向伊藤博文哀求，看到我这把老骨头的面子上，多少减一点儿，算送给我回国的路费吧。

可以说他是忠实地执行了清廷的电旨：“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

，但人家根本不为所动。

老人家何等可怜！

日方更以中方代表能否安全回国相要挟，李氏父子只得无可奈何的在《马关条约》上签了字。

（此段为《走向共和》电视中的故事，并非史实）

据说他在签字前的最后关头，曾经老泪纵横地对使团的美国顾问科士达说：“万一谈判不成，只有迁都陕西，和日本长期作战，日本必不能征服中国，中国可以抵抗到无尽期。

日本最后必败求和。”

也正是因为马关签约的强烈刺激，李鸿章发誓“终身不履日地”

。

两年后他出使欧美各国回来，途经日本横滨，再也不愿登岸，当时需要换乘轮船，要用小船摆渡，他一看是日本船，就怎么也不肯上，最后没有办法，只好在两艘轮船之间架了一块木板，75岁高龄老人啊，又是在呼呼悠悠地海面上，毅然决然地蹒跚着步子，慢慢腾腾地挪过去。

在他去世的第二年，吴汝纶东游日本考察教育，看到李公当年谈判时坐的凳子竟都要比日本人矮半截，不觉悲从中来，陪同的日本友人要他留下墨宝。

他大书“伤心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