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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第6页）

（《原学》）此亦无征验之言。

其言“官人守要而九流宣其义”

，大足贻误后学，夫义之未宣，更何要之能守？学术之兴，由简而繁，由易而赜，其简其易，皆属草创不完之际，非谓其要义已尽具于是也。

吾意以为诸子自老聃、孔丘至于韩非，皆忧世之乱而思有以拯济之，故其学皆应时而生，与王官无涉。

诸家既群起，乃交相为影响，虽明相攻击，而冥冥之中已受所攻击者之薰化。

是故孔子攻“报怨以德”

之言，而其言无为之治则老聃之影响也。

墨子非儒，而其书言曰“义者，正也。

必从上之正下，无从下之正上”

，则同于“政者正也”

之说矣。

又言必称尧舜古圣王，则亦儒家之流毒也。

孟子非墨家功利之说，而其言政无一非功利之事。

又非兼爱，而盛称禹、稷之行，与不忍人之政，则亦庄生所谓“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

者耳。

荀子非墨，而其论正名，实大受墨者之影响，诸如此类，不可悉数。

其间交互影响之迹，宛然可寻，而皆与王官无涉也。

故诸子之学皆春秋战国之时势世变所产生，其一家之兴，无非应时而起，及时变事异，则向之应世之学，翻成无用之文，于是后起之哲人乃张新帜而起，新者已兴而旧者未踣，其是非攻难之力往往亦能使旧者更新。

儒家之有孟、荀，墨家之有“别墨”

（别墨之名，始见《庄子·天下篇》），其造诣远过孔墨之旧矣。

有时一家之言蔽于一曲，坐使妙理晦塞，而其间接之影响，乃更成新学之新基。

如庄周之言天地万物进化之理，本为绝世妙论，惜其“蔽于天而不知人”

（荀卿之语），遂沦为任天安命达观之说（此说流毒中国最深，《庄子》书中如《大宗师》诸篇皆极有弊）。

然荀卿、韩非受其进化论，而救之以人治胜天之说，遂变出世主义而为救时主义，变乘化待尽之说而为戡天之论，变“法先王”

之儒家而为“法后王”

之儒家、法家。

学术之发生兴替，其道固非一端也。

明于先秦诸子兴废沿革之迹，乃可以寻知诸家学说意旨所在。

知其命意所指，然后可与论其得失之理也。

若谓九流皆出于王官，则成周小吏之圣知，定远过于孔丘、墨翟。

此与谓素王作《春秋》为汉朝立法者，其信古之陋何以异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