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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所以他主张: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这是极端的破坏主义。
他对于国家政治,便主张极端的放任。
他说:
治大国若烹小鲜(河上公主:烹小鱼不去肠,不去鳞,不敢挠,恐其糜也)。
又说: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其政闷闷,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又说:
太上,下知有之。
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
其次,侮之。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乃也)。
犹兮其贵言(贵言,不轻易其言也。
所谓“行不言之教”
是也),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老子理想中的政治,是极端的放任无为,要使功成事遂,就让百姓以为全是自然应该如此,不说是君主之功。
故“太上,下知有之”
,是说政府完全放任无为,百姓的心里只觉得有个政府的存在罢了;实际上是“天高皇帝远”
,有政府和无政府一样。
“下知有之”
,《永乐大典》本及吴澄本皆作“不知有之”
;日本版本作“下不知有之”
,说此意更进一层,更明显了。
我叙述老子的哲学,先说他的政治学说。
我的意思是要人知道哲学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
有些人说,哲学起于人类惊疑之念,以为人类目睹宇宙间万物的变化生灭,惊欢疑怪,要想寻出一个满意的解释,于是便产生了哲学。
这话未必尽然。
人类的惊疑心可以产生迷信与宗教,但未必能产生哲学。
人类见日月运行,雷电风雨,自然生惊疑心。
但他一转念,便说日有日神,月有月神;雷有雷公,电有电母;天有天帝,病有病魔;于是他的惊疑心,便有了满意的解释,用不着哲学思想了。
又例如古希腊的宇宙论,又何尝是惊疑的结果?那时代欧、亚、非三洲古国,如埃及、巴比伦、犹太等国的宗教观念和科学思想,与古希腊的神话宗教相接触,自然产生了一番冲突,故产生“宇宙万物的本源究竟是什么”
的问题。
并不是泰尔史的惊奇心忽然凭空提出了这个哲学问题。
在中国,最初的哲学思想,完全是当时的社会政治现状所引起的反应。
社会的阶级秩序已经被破坏的混乱不堪了,政府组织不但不能补救维持,反而呈现出同样的腐败纷乱。
当时的有心人,目睹这种现状,想要寻求一个补救的方法,于是有了老子的政治思想。
但是老子若光有一种革命的政治学说,也还算不上是根本上的解决,也还不能算作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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