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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应该改变自己,变成某种样子,这大概是没有疑问的。
有疑问的只是应该变聪明还是变笨。
像这样的问题还能举出一大堆,比方说,人(尤其是女人)应该更漂亮、更性感一些,还是更难看、让人倒胃一些;对别人应该更粗暴、更野蛮一些,还是更有礼貌一些;等等。
假如你经历过中国的七十年代,就会明白,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有不同的答案。
你也许会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风尚,但我对这种话从来就不信。
我更相信乔治·奥威尔的话:一切的关键就在于必须承认一加一等于二;弄明白了这一点,其他一切全会迎刃而解。
二
我相信洛克的理论。
人活在世上,趋利趋乐暂且不说,首先是应该避苦避害。
这种信念来自我的人生经验:我年轻时在插队,南方北方都插过。
谁要是有同样的经历就会同意,为了谋生,人所面临的最大任务是必须搬动大量沉重的物质:这些物质有时是水,有时是粪土,有时是建筑材料,等等。
到七十年代中期为止,在中国南方,解决前述问题的基本答案是:一根扁担。
在中国的北方则是一辆小车。
我本人以为,这两个方案都愚不可及。
在前一个方案之下,自肩膀至脚跟,你的每一寸肌肉、每一寸骨骼都在百十公斤重物的压迫之下,会给你带来腰疼病、腿疼病。
后一种方案比前种方案强点不多,虽然车轮承担了重负,但车上的重物也因此更多。
假如是往山上推的话,比挑着还要命。
西方早就有人在解决这类问题,先有阿基米德,后有牛顿、卡特,所以在一二百年前就把这问题解决了。
而在我们中国,到现在也没解决。
你或者会以为,西方文明有这么一点小长处,善于解决这种问题,但我以为这是不对的。
主要的因素是感情问题。
西方人以为,人的主要情感源于自身,所以就重视解决肉体的痛苦。
中国人以为,人的主要情感是亲亲敬长,就不重视这种问题。
这两种想法哪种更对?当然是前者。
现在还有人说,西方人纲常败坏,过着痛苦的生活——这种说法是昧良心的。
西方生活我见过,东方的生活我也见过。
西方人儿女可能会吸毒,婚姻可能会破裂,总不会早上吃两片白薯干,中午吃两片白薯干,晚上再吃两片白薯干,就去挑一天担子,推一天的重车!
从孔孟到如今,中国的哲学家从来不挑担、不推车。
所以他们的智慧从不考虑降低肉体的痛苦,专门营造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理论。
三
在西方人看来,人所受的苦和累可以减少,这是一切的基础。
假设某人做出一份牺牲,可以给自己或他人带来很多幸福,这就是崇高——洛克就是这么说的。
孟子不是这么说,他的崇高另有根基,远不像洛克的理论那么能服人。
据我所知,孟子远不是个笨蛋。
除了良知良能,他还另有说法。
他说反对他意见的人(杨朱、墨子)都是禽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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