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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芜的河谷,没有叶子的树木,人迹稀少的道路,哨所外墙上的壁画,天空之下,大地之上,呈现出来的一切是那么的苍凉、辽阔,又是那么的坚实。
在我看来,最具有穿透力的乃是出现在他镜头中的西部人民饱经苦难的面容,以及他们的眼神,那些风沙雕琢的老人的脸,阿克苏河边新娘的光脚丫,百年后仍给我内心带来一次次的震撼。
横穿西北中国,不仅是地理上的,更是文化上的。
从莫理循的镜头下,我看到的不只是百年前广大的西北给男男女女们提供的生存环境,同时还看到他们生活在多样化的信仰中,从甘肃一路西去,每个地方像样的建筑常常都与宗教有关,佛教的寺院,伊斯兰教的清真寺院,顶着十字架的天主教堂,关帝庙、文昌阁、龙王庙。
道士、神父、喇嘛、基督徒、回教徒,各种不同的宗教信仰和神灵崇拜,在中国的西北部几乎无处不在。
这是世代生活在苦难中的人们不能缺少的精神生活,也许只有在这里面。
他们才有可能找到生命的寄托,找到人生的慰藉。
莫理循的镜头安静地记录了这一切。
作为一个澳大利亚人,莫理循对中国怀有特殊的感情,他渴望走遍中国的每一寸土地。
早在1894年他年轻时就曾独自一人横穿中国西南部,并写下了一本出色的旅行记,由此而被《泰晤士报》聘为驻华记者。
从1897年开始,他在中国的新闻生涯大致上经历了维新运动以来的整个历史过程,对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每一进步他都深为关注,对于晚清新政、&ldo;预备立宪&rdo;等改革举措,尤其寄予了希望。
当他目睹西北边陲要塞的防务漫不经心,形同虚设,曾大为感慨,为中国而着急。
在乌鲁木齐,在古城的街头,紧密挨在一起的商号,以及他们悬挂的广告:苏杭绸缎、京广洋货。
则让我们百年后依稀感受到西北内陆城镇当时的商业景象。
当他把镜头对准这些繁荣的街市时,他的内心或许又有一种特别的欣慰。
他在万里跋涉的路上,目光所及,不仅是那些不会说话的土地、山河、建筑,也不仅是那些在艰难环境中生活着的人们,土生土长的男女老幼,或是来自西方的传教士,或是来自北京的政治流放者。
一路上他见到了许多传教士、牧师、神父,他们的眼神安详而镇定,这些人不远万里来到荒僻的中国西北传播福音,给古老商路上的中国人带来另一种全新的信仰,他们兴办学校,帮助发展经济,这些都是我们以往所忽略或不重视的。
在新疆,他见到了新闻同行、《京话日报》和《中华报》的创办人彭翼仲,这位在中国报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报人,因为大胆敢言而得罪权贵,被罗织罪名1907年流放到新疆,在一个官员家中做家庭教师。
在他的镜头中,我们难得地看到了一代报人在流放地的生活。
一位因支持义和团而被流放到那里的王公载澜,则继续过着奢华的生活,与当地官员往还,并酷爱照相。
因戊戌变法而被流放的大臣张荫桓就没有这么幸运,1900年7月当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慈禧太后下令将他处死,莫理循找到了他受死的菜园,镜头中只有空空的菜地,远处的树木、祠堂无言地沉默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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