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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8章（第1页）

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

我则

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孔子认为这批逸民们，最值得钦佩的，确定了人格，立志不变，自己认清楚了一个主义、一个思想、一个目标。

他这个人格不管什么环境，永远不变，不动摇，同时不辱其身‐‐这四个字是很难的，拿社会的现象与历史作一个对比，就会知道，历史上有许多人降志辱身。

有人在一个时代变更，尤其国破家亡的时候，例如宋末、明末时期，有很多人，或为了怕死，或为了一己的功名富贵而降志，降志而后辱身，招来不知多少侮辱，被人看不起。

但是话说回来，有许多人还以辱身为光荣的，对这种人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同时由这点，也可以了解我们中国思想文化，对于人格教育的建立是很重视的，再说不辱其身的事例，我们但看社会上许多人，虽然发财了，但是乃由降志辱身得来，也是很可怜!对于不辱其身的定义，广义的是坚定人格，高尚其志，这是很不容易的。

孔子认为真够得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只有伯夷、叔齐他们，这两个人连皇帝位置都不要，可以做到栖心道德，视天下如敝屣。

孔子又说等而次之，便如柳下惠、少连这两个人。

柳下惠这个人我们曾经提到过的，三次上台，三次下台，始终搞不好，孔子说，这好像就差一点，可以说降其志，又辱其身了。

明知道做不好，非硬做不可，又不知道权变，如知道权变，将就一点也好，又不能将就，既挽不回时代，又自取其辱，结果既降志而又辱身。

辱身是指个人对社会环境而言，降志是对自我人格而言。

孔子说，在这方面来讲，柳下惠、少连就比较差了。

不过，他们一生的言语思想是中伦的。

这个&ldo;中&rdo;是射箭射中了的&ldo;中&rdo;。

&ldo;中伦&rdo;就是中于伦常的道理，维持了传统文化的精神，同时也说他们言语思想完全是走中肯的路子，他们的行为，能够中于中正的精神。

总之，他们的言行思想，可以保持原来的规矩没有变，只能如此而已。

但挽回不了时代，对社会也没有贡献，所以说他们是自己降志辱身。

再其次如虞仲、夷逸这几个人，用现代话说，也可以说是时代的逃兵，或者说是现实社会里退伍了的人，自己认为对社会没有什么贡献，就只好退出。

他们一辈子隐居，没有出来做过事，放言高论、批判是非得失。

我们把&ldo;隐居放言&rdo;连起来看，便知唯有隐居可以放言，这怎么说呢?对功名富贵、社会的一切都无所要求，没有企图，所以这可以客观地讲公正的话，也敢于讲话。

但孔子说他们虽然如此，也只能做到他们本身一辈子清高而已，尽管再大的功名富贵放在面前都不要，舍弃掉了一切人事上的祸福利害关系，自己退隐了专门自修。

固然说时代不对了，环境不许可他们有所作为，没有办法，只好退隐了，不过隐退也是不得已的一个权宜之计，所以说它是一种通权达变的办法而已。

孔子提了这几个隐士的典型以后便说：我和他们则是两样，真正时代不需要我的时候，我可以作隐士，需要我的时候，我也可以出来，绝对地负起责任来做事。

并不是自己立定一个呆板的目标，像上面提到这几个著名隐士的作风。

因为他们自己划了一道鸿沟，自己规定了人格标准，守住那个格。

孔了说无可无不可，就是说不守那个格，可以说是&ldo;君子不器&rdo;，也就是&ldo;用之则行，舍之则藏&rdo;的意思。

需要用我的时候，把责任交给我，我就照做，挑起这个担子，不要我挑起这个担子的时候，我绝不勉强去求，所以说孔子是&ldo;圣之时者&rdo;。

他这个圣人与别的圣人不同的地方，就是他自己所说的&ldo;无可，无不可。

&rdo;没有规定哪一样可去做，没有绝对否定哪一样事情不可做。

&ldo;无可，无不可。

&rdo;有时候被人错误解释是滑头的事，好像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其实不是这意思，而是说不固执自己的成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