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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第1页）

从密特朗到希拉克，从为贝当政权辩护到为杀害犹太人承担责任，实乃是国家领导人对过去认知的一个飞跃性的转变。

希拉克当时的这一讲话震荡着时代的强音，体现了充分的历史前瞻性。

作为国家领导人，同其前任尤其是戴高乐、密特朗相比，希拉克的这一讲话无疑表现了他的个人胆识和勇气。

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当时希拉克之所以能够站在时代认识的制高点，以法国政府的名义，承担过去的黑暗，正是因为他乃是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表达了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公开讨论而凝聚成的法国集体记忆共识。

政权犯罪与个体良心

法国人集体记忆共识的凝聚不仅仅是得力于学术自由、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及其一整套表达系统的存在，也得力于法国的公开的诉讼程序。

90年代法国几次大的有关维希政权的诉讼案的进行每次都激起法国社会的广泛关注，对凝聚民族记忆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们不妨以1997年底到1998年4月结束的长达六个月的莫里斯&iddot;帕蓬（auricepapon）一案的审理来看看帕蓬案所提出的政权犯罪与个体良心拷问之间的关系。

帕蓬是维希政权时期波尔多省负责人之一，积极参与了当时搜捕犹太人的行动。

&ldo;二战&rdo;之后，作为旧政权的技术官僚，帕蓬继续留任，并于80年代在德斯坦（giscardd&39;estag）任下担任过政府部长。

1981年，传媒第一次披露他曾经同波尔多地区一千六百多犹太人被捕有直接关联，但一直要到十七年后，才对他开庭审判。

帕蓬的具体罪行是参与逮捕37人和非法监禁53人，波尔多最高法院以反人类罪判其十年徒刑。

帕蓬的审判吸引了公共舆论的极大注意，传媒形容此次审判使公众感受到了一次强烈的心灵震撼。

帕蓬一案之所以吸引人，重要原因是此案提出了政权与政权之中的个体的责任问题。

在1997年的法国，全社会对维希政府之于犹太人的罪行已经无可置疑，但是，作为当时这个政府中的一个公务员的帕蓬，是否应该被判罪？这是机器与齿轮的关系，机器之恶可以由齿轮来补偿吗？体系之罪可以由个体来承担吗？

帕蓬的首席辩护律师瓦罗（jean-arcvaraut）在审判结束后说过这样一句话：&ldo;帕蓬如果被判刑，那是不公正的；如果不判刑则是一桩丑闻。

&rdo;正说明此案所面对的这种两难困境。

帕蓬最后被判十年徒刑，意味着陪审团对上述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

机器是由部件组成的，体系是可以分解为个体的。

在历史的非常时刻，假如个体心甘情愿地将自己拴在罪恶的战车上，罪恶就会加倍地疯狂；相反，个体如果能够抵抗和拒斥，罪恶的机器也许就难以运转或者耗损能量。

帕蓬被判有其不公正性，因为维希政权的众多的重要齿轮已经亡故，他们永远逃离了几十年之后的司法审判。

但正是因此，帕蓬案就具有更重要的象征意义。

它如一座警世之钟，向当时和后来的法国人敲响了警钟：维希政权时期，你做了什么？再遇到类似时期，你将何以自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