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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章（第2页）

但如果你认为这是因为向往新中国，或是怀念旧上朝，恐怕就错了。

他在回忆洪宪称帝一事时说，当时不少文人都对袁某人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让他深为道德的沦丧而痛心。

&ldo;至如国体之为君主抑或民主，则尚为其次者&rdo;。

君主还是民主，这在许多人看来是至关重要必须力争的，而陈寅恪以为其次。

那么，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呢？

是道德，是人品，是气节。

1964年

5月，陈寅恪向自己晚年最知心的弟子蒋天枢托以&ldo;后事&rdo;，并写上了带有&ldo;遗嘱&rdo;性质的《赠蒋秉南序》一文。

在这篇不足千字的短文里，陈寅恪称自己虽&ldo;奔走东西洋数万里&rdo;而&ldo;终无所成&rdo;。

现在又&ldo;奄奄乖死，将就木矣&rdo;

，

但也有足以骄傲自豪者，那就是：&ldo;默念平生因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

&rdo;也就是说，他陈寅恪一生之最为看重者，不但不是金钱地位，甚至也不是知识学问，而是人品与气节。

事实上陈寅恪愿意与之交往或表示敬重的，不论是国民党共产党，还是无党无派，都是人品极好的人。

陈毅，光明磊落，直率坦诚；傅斯年，为人正直，疾恶如仇；刘节，秉性梗直，宁折不弯；冼玉清，一生清白，遗世独立。

有意思的是，他们多少都有些脾气。

比如陈序经为人是很谦和优容的，但当有关当局强迫他加入国民党时，他把&ldo;乌纱帽&rdo;惯在桌子上：&ldo;如果一定要我参加国民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

&rdo;又比如杜国庠一生为人宽厚平和，但面对极左思cháo也会拍案而起，气愤地表示&ldo;批判陈寅恪批得太过分&rdo;！

因此他们也都往往会做&ldo;傻事&rdo;，说&ldo;蠢话&rdo;。

比如刘节就曾在

1958年&ldo;大放厥词&rdo;：什么大跃进人人意气风发，&ldo;一起发疯&rdo;倒是真！

这种&ldo;逆言&rdo;也是说得的？但他实在忍不住。

当然，他们多半也都没有什么&ldo;好下场&rdo;。

没有好下场是明摆着的，甚至是他们&ldo;自找&rdo;的：&ldo;文化大革命&rdo;中，刘节听说&ldo;造反派&rdo;要批斗陈寅恪，竟奋然表示愿意替代陈先生上台挨斗，并视为一种荣耀。

如此&ldo;不识好歹&rdo;，&ldo;自讨苦吃&rdo;，如此&ldo;螳臂当车&rdo;，&ldo;以卵击石&rdo;，还能有什么好结果？然而，明知没有任何好处，同时也于事无补，他们却偏偏还要做；也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人品质的高贵。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陈寅恪&ldo;吾道不孤&rdo;！

然而陈寅恪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还有更深的想法。

在1950年正式刊行的《元

白诗笺证稿》一书中，他谈到这样一个历史惯例：但凡新旧交替之时，总有人占便宜，也总有人吃大亏。

那些乖巧的小人，&ldo;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rdo;；而那些刻板的君子，则常&ldo;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rdo;。

为什么呢？就因为其时新旧道德标准和新旧社会风气&ldo;并存杂用&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