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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第2页）

德国法西斯政府承认了汪伪政府，这就影响到我们中国留学生的居留问题：护照到了期，到哪里去请求延长呢?这个护照算是哪一个国家的使馆签发的呢?这是一个事关重大又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同张维等几个还留在哥廷根的中国留学生，严肃地商议了一下，决意到警察局去宣布自己为无国籍者。

这在国际法上是可以允许的。

所谓&ldo;无国籍者&rdo;就是对任何国家都没有任何义务，但同时也不受任何国家的保护。

其中是有一点风险的，然而事已至此，只好走这一步了。

从此我们就变成了像天空中的飞鸟一样的人，看上去非常自由自在，然而任何人都能伤害它。

事实上，并没有任何人伤害我们。

在轰炸和饥饿的交相压迫下，我的日子过得还算是平静的。

我每天又机械地走过那些我已经走了七年的街道，我熟悉每一座房子，熟悉每一棵树。

即使闭上眼睛，我也决不会走错了路。

但是，一到礼拜天，就来了我难过的日子。

我仍然习惯于一大清早就到席勒草坪去，脚步不由自主地向那个方向转。

席勒草坪风光如故，面貌未改，仍然是绿树四合，芳草含翠。

但是，此时我却是形单影只，当年那几个每周必碰头的中国朋友，都已是天各一方，世事两茫茫了。

我感到凄清与孤独。

我的老师们

在深切怀念我的两个不在眼前的母亲的同时，在我眼前那一些德国老师们，就越发显得亲切可爱了。

在德国老师中同我关系最密切的当然是我的doktorvater（博士父亲）瓦尔德施米特教授。

我同他初次会面的情景，我在上面已经讲了一点。

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他非常年轻。

他的年龄确实不算太大，同我见面时，大概还不到四十岁吧。

他穿一身厚厚的西装，面孔是孩子似的面孔。

我个人认为，他待人还是彬彬有礼的。

德国教授多半都有点教授架子，这是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所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后来听说，在我以后的他的学生们都认为他很严厉。

据说有一位女士把自己的博士论文递给他，他翻看了一会儿，一下子把论文摔到地下，忿怒地说道：&ldo;dasistaberallesist!（这全是垃圾，全是胡说八道!）&rdo;这位小姐从此耿耿于怀，最终离开了哥廷根。

我跟他学了十年，应该说，他从来没有对我发过脾气。

他教学很有耐心，梵文语法抠得很细。

不这样是不行的，一个字多一个字母或少一个字母，意义方面往往差别很大。

我以后自己教学生，也学他的榜样，死抠语法。

他的教学法是典型的德国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