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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第3页）

只因有了困难，才产生了&ldo;思想斗争&rdo;。

这个掂一掂，那个称一称，久久不能决定。

我必须考虑两个条件：一个是不能离开印度，一个是国内现成的资料充足。

离开了印度，则我十年所学都成了无用之物。

资料不够充足，研究仍会遇到困难。

我的考虑或者我的&ldo;思想斗争&rdo;，都必须围绕着这两个条件转。

当时我初到一个新的环境中，对时间的珍惜远远比不上现在。

&ldo;斗争&rdo;没有结果，就暂时先放一放吧。

终于找到了出路

当时北大文学院和法学院的办公室都在沙滩红楼后面的北楼。

校长办公室则在孑民纪念堂前的东厢房内，西厢房是秘书长办公室。

所谓&ldo;秘书长&rdo;，主要任务同今天的总务长差不多，处理全校的一切行政事务。

秘书长以外，还有一位教务长，主管全校的教学工作。

没有什么副校长。

全校有6个学院：文、理、法、农、工、医。

这样庞大的机构，管理人员并不多，不像现在大学范围内有些嘴损的人所说的：校长一走廊，处长一讲堂，科长一操场。

我无意宣扬旧时代有多少优点，但是，上面这个事实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北大图书馆就在北楼前面，专门给了我一间研究室。

我能够从书库中把我所用的书的一部分提出来，放在我的研究室中。

我了解到，这都是出于文学院院长汤锡予先生和图书馆馆长毛子水先生的厚爱。

现在我在日本和韩国还能见到这情况，中国的大学，至少是在北大，则是不见了。

这样做，对一个教授的研究工作，有极大的方便。

汤先生还特别指派了一个研究生马理女士做我的助手，帮我整理书籍。

马理是已故北大国文系主任马裕藻教授的女儿，赫赫有名的马珏的妹妹。

北大图书馆藏书甲大学的天下。

但是有关我那专门研究范围的书，却如凤毛麟角。

全国第一大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比较起来，稍有优越之处;但是，除了并不完整的巴利文藏经和寥寥几本梵文书外，其他重要的梵文典籍一概不见。

燕京大学图书馆是注意收藏东方典籍的。

可是这情况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才知道的，新中国成立前，我毫无所知。

即使燕大收藏印度古代典籍稍多，但是同欧洲和日本的图书馆比较起来，真如小巫见大巫，根本不可能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