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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第2页）

于是，他奏请皇上允准他或胡林翼两人中一人带兵北援，&ldo;冀效尺寸之劳，稍雪敷天之愤&rdo;。

又在家书中说：&ldo;分兵北援以应招，此乃臣子必尽之分……今銮舆播迁，而臣子付之不闻不问，可谓忠乎？万一京城或有疏失，热河本无银米，从驾之兵难保其不哗溃。

&rdo;虽然，他认识到此举并非善策，一因江南太平军势力浩大，一旦撤兵北上，将牵动&ldo;剿匪&rdo;大局；一因北上&ldo;勤王&rdo;能否成功，实无把握。

但他凭着对皇帝的一片赤诚之心和对&ldo;洋夷&rdo;气焰嚣张的痛恨之情，决心不计个人利害得失，义无返顾，欲成此行。

他说：&ldo;与其不入援而同归于尽，先后不过数月之间，孰若入援而以正纲常以笃忠义？纵使百无一成，而死后不自愧于九泉，不治讥于百世。

&rdo;故&ldo;成败利钝，不敢计也&rdo;。

虽然此举因英、法、俄等国胁迫清政府迅速订立不平等条约结束战争而未能如愿，但当他接到不平等条约的副本以后，忧虑、恐惧和愤慨之情不禁油然而生。

他在日记中写道：&ldo;阅之，不觉呜咽，比之五胡乱华，气象更为难堪。

&rdo;较之他对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签订的所谓和约的看法，判若两人。

这时的曾国藩，对局势不仅不抱乐观态度，进而为之悲愤填膺，难以名状。

这种忧惧与危机心理，在有关湘军首领之一的胡林翼的一段史实中，也形象地作了反映。

当年，胡氏伫立在长江岸边一个山头上，正在为即将从太平军将士手中夺取军事重镇安庆而踌躇满志时，他猛然看见两艘游弋于长江水面上的洋人军舰，迅如骏马，朔江而行。

胡林翼顿时变色不语，勒马回营，并在中途呕血，差点堕下马来。

从此之后，每当有人与他谈及洋务，他就摇手闭目，闷闷不乐，口称&ldo;此非吾辈可能知也&rdo;。

胡氏原先本有病在身，由于这一刺激而病情加重。

数月之后，便郁郁而死。

从这一事例可以看出，胡林翼作为一个典型的封建士大夫，在他的内心中交织着一种自身无法解脱的矛盾‐‐既凭藉他自己敏锐的感性认识，发觉西方列强的近代军事实力为中国军队所望尘莫及；又因自身头脑中传统文化中固有观念的根深蒂固，使他无法找到中国如何通过学习西方的长处来摆脱困境。

这就是说，胡林翼内心的文化安全感似乎已经崩溃，而新的出路一时又无法找到。

因此，他不能不为清王朝未来的命运而担忧。

这种心理紧张状态和不祥预感，使他怎么也无法解脱心中的忧郁之情。

与胡林翼的文化心态相类似，曾国藩更进一步认识到：&ldo;天道五十年一变，国之运数从之。

&rdo;从而，他首次提醒清廷，此次款议虽立，和局虽成，但再不能盲目自傲，做什么&ldo;四海晏然无堵&rdo;的美梦了。

这种忧惧感的发展和深化，同时表现于对中国文化整体的思考上，使得曾国藩很自然地产生一种比胡林翼更深一层的危机意识。

这种基于中外政治、思想、文化，尤其是中外实力的对比上而产生的危机意识，在他的家书、日记和信函中均有所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