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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章（第2页）

。

巴特勒认为，生理性别是社会性别回顾性的投射，是它的虚构的起源。

生理的性别被当作起源或原因，而事实上是制度、实践和话语的结果。

生理性别并不先于社会性别，性别认同的意识是通过重复的表演或对我们的文化中社会性别的规则和习俗的引用而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

巴特勒质疑生理性别作为自然事实先于文化建构的社会性别存在，她说：“社会性别之于文化并不象生理性别之于自然。”

（tripp，172）“自然是文化的真正起源”

只是一种假象，然而这一假象对于文化来说是必然的，是它表达自身的基础。

巴特勒的目标不是解构社会性别以发现自然的生理性别，在性别的最深处并不存在社会性别或生理性别的基本事实。

社会性别作为一个话语因素实际上制造了对于前话语或内在的生理性别的信念。

实际上，生理性别反倒是社会性别的产物，社会性别在时间序列上应排在生理性别之前：“社会性别是一种表演，它制造出一个内在的生理性别或本质或心理性别内核的假象。

事实上，社会性别被自然化的途径之一就是通过被建构为一种内在的、心理的或肉体的（生理的）必然性。”

（tripp，173）按照巴特勒的观点，生理性别在社会性别之后，并不意味着社会性别就是真实的东西，社会性别只是表演（drag，perforance）而已，是一种特别形态的模仿。

它并不是模仿一种真实的生理性别，而是模仿一种理想模式，这一理想模式是自我的设计，并不存在于任何地方。

这一社会性别理想模式永远不会固定下来，而是被每一次社会性别表演不断地重复着。

性别化的身体就像一个演员出演一场没有剧本的戏剧，这个演员拼命想要模仿一种从未经历过的生活。

巴特勒认为，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关系是持续的自我解构。

它建构了所谓自然，只是我们忘记了它是建构而成的。

在解构过程中，结构的碎片被视为自然的，其实它们是建构的。

巴特勒在《批判性的酷儿》一文中提出，表演活动是权威讲演的形式，大多数的表演都是声明，也表演某些行为，行使与之相关的权力。

巴特勒的社会性别的表演性质是下列当代潮流的反映：有意戏剧化的以问题为基础的政治运动，例如酷儿国（eernation）；时尚的和典型的性别模糊的身体艺术形式，例如文身和身体穿刺；性欲少数族群的公开性的增加，包括易性和易装。

她的概括捕捉到了性别化身体的当代表现的流动性和表演性；我们对性别的可塑性和适应性的信念；我们所遇到的从外表“读出”

身份的困难。

一、生理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8）

总之，女性主义既不是要建立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之间区别的真实性质，也不是要消灭这种区别，而是为性别特征的极端的不稳定性开放空间。

女性主义在性别差异问题上最关注的是，把过去被认为是自然的、天赋的、不可改变的性别特征，重新定义为不固定的、可塑的。

女性主义主张解放性别认同，使它向各种选择开放。

它期望性别认同不再像传统社会中的“成为一个男性”

或“成为一个女性”

，而是“关于我们选择什么样的社会性别的微妙的心理和社会的权衡”

。

（glover，etal，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