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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章（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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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不是战地记者，而是职业军人，不仅亲临过第一线，而且常能接触高级将校，知道军事部署，所以他的报道既有现场的细节，又有超越一时一地战场胜负的眼界，当然由于这些报道都是当时公开发表的，身为军人，受严格的军纪约束，他并不能畅所欲言，很多内情都不能如实写出来。

如果作为史家之作，显然有些单薄。

尽管如此，他还是提供了许多其他作品难以替代的第一手的证据，随着时间的流逝。

越发能显示出其珍贵价值，这毕竟是一个亲历者留下的现场记录。

当缅北之战取得决定性胜利之时。

很多弟兄已两个月不曾脱过鞋袜，由于长久浸在泥浆水泽里，等到要脱下鞋袜。

脚上的皮肤附着在袜子上整个地被撕下来。

这个真实的历史细节和那些悲歌慷慨的牺牲同样感人。

建都北方的民间声音

时值1937年11月20日，日寇兵临南京城下，国民政府宣布以重庆为战时陪都，准备长期抗战。

战争打到1943年9月25日，胜利已日渐临近，很多人开始憧憬战后的生活，思考战后的国家命运。

这一天，当时重庆影响最大的民间报纸《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社评。

题为《战后国都定在北方》：中国是大陆国家，同时也是海洋国家，应该海陆兼顾。

我们的外患，可能由海上来，更可能由大陆上来。

怀想战后的国际关系，我们的主要外交对手是美英苏曰四国。

……我们战后的外交，是从海上接受英美的资本与技术，在大陆上与苏联合作，以防曰本的再起。

由关系国家安危的国防观点上看，我们战后军事外交的重心是在北方大陆上，所以我们的首都应该建在北方，才能够策应周全。

中国各朝代的历史事实，建都北方的享国较久，建都南方的享国就较短，其中实在有一个大道理。

因为南方较富，政府设在财富之区，其施政标准就较奢丽，派粮课税比较繁重，国家艰难，民生疾苦，皆不甚感觉真切，就会出乱子。

反之，政府若设在北方较贫之区，其施政标准就较朴实，就比较知道艰难辛苦，而政简民洽，就自然国祚绵长。

文章提出，假如抗战的胜利是完整无缺的，收复了东北，那就应该建都北平。

假如胜利打了折扣，东北还没有收复，我们可以建都西安。

对于战后建都北方的主张，在此后《大公报》上陆续有呼应比如1943年11月29日，傅斯年在&ldo;星期论文&rdo;专栏上发表《战后建都问题》，倾向于建都北平；1944年1月2日，地质学家、时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的翁文灏在&ldo;星期论文&rdo;专栏上发表《建都济南议》；1944年1月23日。

又有地理学家洪绂在&ldo;星期论文&rdo;专栏上发表《从地略论建都》，&ldo;从地略观点，北平最适于做战后统一中国的永久首都&rdo;。

在这场关于建都的讨论中，有主张南京、北平、西安的，也有主张武汉、长春、济南的，各有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