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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3章（第1页）

接着，沫若又请了邓初民来讲政治经济学，请了侯外庐来讲哲学，请了翦伯赞、周谷城、吕振羽、杜国庠等人来讲中国通史和古代思想史。

大家听了几位历史学家的报告后，发现他们的观点有相牴牾之处，有的与沫若的看法也大相径庭，有人便问沫若为什么不自己一个人讲下去，而要邀请这么多观点不尽相同的人来讲，沫若回答道：&ldo;我是有意识地请这些观点不完全一致的学者来讲的，这一方面是百家争鸣，另一方面能启发大家独立思考问题。

我本人的历史观也是一家之言，你们大家可以互相比较，择善而从，学问就能深入了。

&rdo;1这样做，也促使他自己对许多问题作进一步探讨。

一九四二年四月十日，他在重庆《学习生活》月刊上发表的《殷周是奴隶社会考》一文，就修正了自己以前所说殷代是原始公社制的末期、周代才是奴隶社会的观点，重新考定殷周是奴隶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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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钱运铎：《永恒的怀念》，《武汉文艺》1979年第4期。

对于与自己观点相悖的学者，沫若从来不抱成见。

他主张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侯外庐在一些问题上与他的见解不一，尤其是对先秦诸子思想歧见更多，曾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屈原思想的秘密》，公开提出同他商榷。

沫若随即也发表了《屈原思想》作答，丝毫不计较侯外庐的冲撞。

特别是，关于儒家和墨家的评价，他与杜国庠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一个尊儒反墨，一个则崇墨反儒，两人互相辩难，往往争得面红耳赤，各不相让，国庠常批评沫若&ldo;袒护了儒家&rdo;，沫若总喜欢戏称他为&ldo;墨者杜老&rdo;，但并没因此影响他们成为莫逆之交。

当同行们在学术上取得重大成就时，即使他们的观点与沫若不合，他也会由衷地表示祝贺。

翦伯赞是西周封建论者，在古史分期问题上显然跟他分道扬镳，可是当他听说伯赞的《中国史纲》即将完稿，竟高兴得忘了病痛。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九日，他在给翦伯赞的信中说：

您的《中国中纲》将要脱稿，这断然是一九四二年的一大事件，为兄贺，亦为同人贺。

我们极欢迎您写好后到赖家桥来为我们朗读，请您一定来，我暂不进城，决定在这儿等您。

来时请同嫂氏一道来，朗读完毕之后，或者可同进城看《虎符》也。

……我现在略略伤风，更加渴望您用《史纲》来疗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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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郭沫若同志给翦伯赞同志的信和诗》，《《北京大学学报》1978年第3期。

在学术领域内，沫若十分注意奖掖后进，鼓励青年学者力争上游。

复旦大学一位年仅二十六七岁的教授鲁实先（1914‐1980），著书评述日本泷川龟太郎博士所著《史记会注考证》，无可辩驳地指出其体例未精、校刊未善、采辑未备、无所发明、立说疵谬、多所剽窃、去取不明，把这本&ldo;在彼邦诩为空前著作&rdo;的洋书透彻地&ldo;驳议&rdo;了一番，大长了中国学者的志气。

沫若收到了鲁实先赠送的《〈史记会注考证〉驳议》一书后，即回赠《满江红》词一阕，抒发了内心无限的喜悦和欣慰，正是：&ldo;国族将兴，有多少奇才异质。

纵风雨飘摇不定，文华怒茁。

&rdo;他多么希望众多的&ldo;奇才异质&rdo;能迎着抗战的风暴脱颖而出。

短短一首词似乎还不足以表现自己的激动之情，他又作长达四十句的排律一首，汪洋恣肆地直抒胸臆，其中有句云：

方今国步遭播迁，天南天北弥硝烟。

健儿流血数百万，坫坛零落绝椠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