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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章（第2页）

看，这一张拓片上的字，一连串都歪歪斜斜不成体统，其中仅有二、三字合乎规矩，显然这是初学者刻鹄不成，为之师范者从旁捉刀相助之结果。

此师弟二人蔼然相对之态，恍如目前，沫若觉得这实在是饶有趣味的发现。

在众多甲骨拓片之中，时有断片残简，长期以来无头无主可寻，沫若居然能条分缕析，顺藤摸瓜，合二、合三甚至合四为一而成整简，使原来不可读或读不通的卜辞，得以返其本来面目。

当沫若正在着手将刘体智所提供的拓本选编为《殷契粹编》的时候，东京的著名汉学家河井荃庐托人捎来了信息，表示愿意以自己所珍藏的资料与他换阅刘氏拓本。

对于河井荃庐，沫若久闻其人其事：他是日本财阀三井银行的老板三井源右卫门的学术顾问，对我国殷墟文物、明清艺苑十分熟悉，手头掌握的甲骨以及其他诸器物的拓本极多，向来视之为天壤瑰宝，秘不示人。

据说中村不折曾向他告借石鼓拓本照片而未允，但他对郭鼎堂却非常敬慕，早就有谋一面之意。

这年初夏的一天，沫若偕金祖国往东京拜访河井荃庐。

他穿着一袭府绸大衫，这是安娜特地从衣箱底下翻出来的，大概考虑到河井荃庐是位有名望的人，她一定要丈夫穿得体面些。

这件衣裳还是当年他从广东出发北伐时她为他做的，多年来一直未舍得穿过。

师生二人来到河井家，主人大喜过望，真象五体投地似的伏在席上欢迎，表示久仰和景慕。

沫若也连忙回了礼。

河井老人从书房对面的一间木板屋里搬出他的宝贝，让客人仔细端详了三井和他本人的藏龟。

沫若感到大开眼界，他悄悄地告诉祖同，无论在中国抑或在日本，这种古物要算河井的最精了。

河井看他们对他的藏品赞不绝口，不免有些喜形于色，便伺机说：&ldo;既然郭样（先生）和殷样（先生）对于这些很有兴趣和心得，我想在明年与藤原君办《书道杂志》时，要请你们两位给我们写稿了。

&rdo;沫若满口应承，他还指着祖同对老人说：&ldo;他要拓你们贵国藏的甲骨，将来也需要你多多地帮忙和指教呢。

&rdo;后来金祖同编的《殷契遗珠》、《龟卜》等书，就是取材于河井等人所藏的甲骨拓片，沫若曾一一为之作序，叙述其成书之颠末，说明其成就之不易，以公同好。

沫若与河井荃庐的这次晤面，收获更大的还在于得以借阅渴望已久的石鼓文拓本照片。

石鼓文系我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原文是十首四言诗，分别刻在十块鼓形的石头上，其制作年代久远，唐初方被发现。

明代嘉靖年间锡山有位著名的藏书家兼印书家安国，他收藏了石鼓文最古的北宋三种拓本，号称&ldo;先锋本&rdo;、&ldo;中权本&rdo;和&ldo;后劲本&rdo;，传世后可惜三种本子均于抗日战争前被民族败类出售给日本三井源右卫门，其间从中斡旋的就是河井荃庐。

一九三二年秋沫若在文求堂书店曾有幸目睹&ldo;后劲本&rdo;的照片，这是三井的儿子借给朋友观看而流散在外的。

沫若即据以写成《石鼓文研究》一文，收入《古代铭刻汇考四种》之内，并把翻印的照片寄回国内，由史学家马衡（1881‐1955）、唐兰两人负责印出，当时误信耳食之言，曾以为是另一种拓本的&ldo;前茅本&rdo;。

与此同时，上海艺苑真赏社又将&ldo;中权本&rdo;冒充&ldo;十鼓斋中甲本&rdo;。

此中蹊跷怎样才能阐明呢?必须查对三种拓本。

现在沫若终于从河井手中看到了这三种拓本的全部照片，真是快不可言，便立即委托美术家林谦三照了相，拿拍电影用的卡片重印下来，再去扩印成大幅照片。

对之细加考察，沫若断定石鼓的制作年代当在秦襄公八年、周平王元年，即公元前七七○年。

他还发觉，石鼓呈馒头形，这是游牧生活的一种反映，它所象征的是天幕，如同北方游牧民族的穹庐，今人所谓蒙古包，说明秦襄公时代的生产状况离游牧阶段不远，所以在刻石上采取了这种形象。

随即他补充和修改了《石鼓文研究》，然后将书稿连同照片寄给了上海孔德研究所负责人沈尹默。

沈氏收到后，即以&ldo;孔德研究所丛刊之一&rdo;予以公开出版，并在序中说：&ldo;近来研究《石鼓文》者实非一家，比诸往昔，发明已多。

唯于建石之意推阐无遗，而持论精辟者，固当推此著为第一，要非阿私之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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