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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0章（第1页）

然而，如何能够真正呈现出&ldo;农民工&rdo;的生活，如何能够呈现出这一生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这一国度的制度逻辑、文明冲突和性格特征，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并非因为没有人描述过或关注过他们，恰恰相反，而是因为被谈论过多。

大量的新闻、图片和电视不断强化，要么是呼天抢地的悲剧、灰尘满面的麻木，要么是挣到钱的幸福、满意和感恩，还有那在中国历史中不断闪现的&ldo;下跪&rdo;风景，仿佛这便是他们存在形象的全部。

&ldo;农民工&rdo;，已经成为一个包含着诸多社会问题，歧视、不平等、对立等复杂含义的词语，它包含着一种社会成规和认知惯性，会阻碍我们去理解这一词语背后更复杂的社会结构和生命存在。

复杂性还远不止这些。

农村与城市在当代社会中的结构性矛盾被大量地简化，简化为传统与现代、贫穷与富裕、愚昧与文明的冲突，简化为一个线性的、替代的发展，简化为一个民族的新生和一个国度兴起的必然性。

我们对农村、农民和传统的想象越来越狭窄，对幸福、新生活和现代的理解力也越来越一元化。

实际上，在这一思维观念下，&ldo;农民工&rdo;非但没有成为市民，没有接受到公民教育，反而更加&ldo;农民化&rdo;。

一个词语越被喧嚣着强化使用，越是意义不明。

与其说它是一个社会问题，倒不如说它是一个符号，被不同层面、不同阶层的人拿来说事儿。

人们抱着面对&ldo;奇观&rdo;的态度去观看，既泪流满面、感叹万分，又事不关己、冷漠无情，&ldo;只有轰动，而没有真正的事件&rdo;。

（汉娜&iddot;阿伦特1961年8月16日给勃鲁门&iddot;费尔特的回信，就耶路撒冷对纳粹艾希曼审判过程中，记者的报道倾向和听众的心理特性所产生的感叹。

《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23页。

）

我们缺乏一种真正的自我参与进去的哀痛。

&ldo;当遭遇现代性时，我们失去了&lso;哀痛&rso;（ourng）的能力。

&rdo;印度的当代思想家亚西斯?南地认为，&ldo;现代性的语言是一种精算术的语言，我们学会了计量得和失，但是却忘掉了怎样去缅怀和表达我们的哀痛。

&rdo;哀痛，就是自我，就是历史和传统，就是在面对未来时过去的影子。

用哀痛的语言来传达忧伤，那共同风景中每一生活所蕴藏的点滴忧伤。

哀痛和忧伤不是为了倾诉和哭泣，而是为了对抗遗忘。

我试图发现梁庄的哀痛，哀痛的自我。

说得更确切一些，我想知道，我的福伯、五奶奶，我的堂叔堂婶、堂哥堂弟和堂侄，我的吴镇老乡，那一家家人，一个个人，他们怎么生活？我想细致而具体地去观察、体验和感受他们的所思所做。

我想把他们眼睛的每一次眨动，他们表情的每一次变化，他们躯体的每一次摇晃，他们呼吸的每一次震颤，他们在城市的居住地、工作地、日常所走过的路和所度过的每一分每一秒都记录下来。

我想让他们说，让梁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