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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孤独的老父亲（第2页）

父亲在临终前，一定体会到了：他生了四男一女，最孝最靠得住最苦的是他女儿！

但在我记忆里，父亲最不喜欢的就是姐姐。

有件事我印象至深，这事父亲对姐姐很不公，甚至可以说有些过分吧！

那年中秋，母亲远在上海大哥家，家里只父亲、我还有姐，父亲只买了一只月饼，他自己没有得吃，姐姐也没有得吃，只我一人吃月饼过中秋。

我小时候极不懂事，常常欺负姐姐，或父亲总偏袒我，由着我无理取闹，即使姐姐被我欺负哭了，父亲也从没帮姐姐说过一句公道话。

后来随着长大，我逐渐认识到了自己的蛮不讲理，现在我最想跟姐说的就是：

“姐，我曾是多么的任性，多么的该挨揍！

姐，你的弟弟知错了！”

谁是父亲最可爱的孩子？父亲后来一定知道了，也亲身感受到了：是他最亲爱的女儿！

父亲去了姐姐家后，在大约一年的光景里，三哥和我总共去看过他老人家二次。

第一次是过年，父亲跟三哥和我说：

“你们来了又有何用？最多住上几夜就又走了。”

从父亲充满怨念的话里，我知道父亲在姐姐家过得并不舒服。

我知道，父亲是个骨子里极傲的人，是那种不愿为三斗米折腰的硬汉，他一生中很少与人交流，只跟自己愿意跟其说话的人说话，对那些虚假的、不善的、见利忘义、见风使舵的人连看都不愿看上一眼。

父亲是个巡道工，红黄两面信号旗是巡道时必不可少的，火车奔驰在万里铁道线上，万一有什么突发情况，如道钉松动需要紧定，或山上有大石头滚落，或是洪水冲垮了路基，那么巡道工就要向路过的火车第一时间挥动信号旗，发出信号通报司机或停车或慢行。

可事关重大的信号旗有一天竟然丢失了，这事可非同小可，是谁丢的呢？

工长没经调查研究，就武断地把这责任归究到了我父亲头上。

父亲气愤地责问：“你有什么凭据说是我丢了信号旗？”

工长很威风地示威：“我说是谁就是谁！

你狡辩也没用，等着处分吧！”

父亲的巡道路线东西各延伸各5公里，与邻站巡道工交接。

那天，父亲当班是在西头，而信号旗是在东头找到的，铁的事实证明信号旗丢失的确不是父亲的责任，可工长还是把奖金扣在了父亲头上。

父亲觉得工长不是个人，再没与他说过半句话，从此再不理会这个人，路上碰到戆个头视而不见。

工长见父亲对他不服，就处处为难父亲，甚至为难我家。

工区养路职工每月的奖金，都是工长乘火车去县城领工区领取的。

他有一个怪脾气，奖金领回来后，每个职工都得开口向他要，你若不问他要，他就当你主动放弃归他所有了。

父亲不愿与他说话，就连辛辛苦苦赚的奖金也不肯开口向他要。

每个月到发奖金的时候，母亲总会问：“你向工长要奖金了吗？！”

父亲就会愤愤戆戆地回答：“你又不是不知道，这种人我会理他吗？随他去！

看他好不好意思独吞了。”

每次拖得实在拖不下去了，母亲只好替父亲去向工长要来本就是父亲那份血汗钱。

工长不仅刁难父亲，还殃及我家。

修铁路换下的旧枕木堆里会有很多碎木片片，人人都可去捡拾回家当柴烧，我姐姐也跟着捡了些枕木掉落的碎片。

工长对任何一个人都不追究，随他们拎着满满的篮子拿回家去，唯独抓住我姐不放，说要处分我姐。

工区有公房空出来，工长宁可空在那里也不肯分给我家住，我家就一直租住在当地农民的屋里。

父亲退休那年，我初中毕业，四个面向里有二个支工名额，学校根据我家的实际困难想分配一个名额给我，可工长就是不同意，说我爸是国民党时期的集体党员，说我的叔叔当过国民党军队的副连长，说我大哥从上海铁路局下放到黑龙江是因为犯了错误。

工长是能加罪我家多少问题就添油加醋地加罪多少问题。

结果，我就错过了就业机会，还让拿微薄退休工资的父亲继续赡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