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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家庭（第3页）

前者抑压着情爱而变得羞怯，后者想为那不得不割弃的欢乐在儿女身上找补偿。

在前一种情形内，儿女闹着情爱的饥荒，在后一种情形内，儿女的情爱受着过度的刺激。

总而言之，在无论何种情势之下，总没有家庭在最完满的情状中所能提供的，单纯而自然的幸福。

看到了这些烦恼以后，还能对生产率的低落感到惊异么？在全部人口上生产率降低的程度，已显示不久人口将要趋于减缩，但富裕阶级早已超过这个程度，不独一个国家如此，并且实际上所有最文明的国家都是如此。

关于富裕阶级的生产率，没有多少统计可以应用，但从我们上面提及的约翰·爱林的著作内，可以征引两件事实。

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二年间，斯托克霍姆的职业妇女的生产量，只及全部人口生产量的三分之一，而美国惠斯莱大学的四千毕业生中，在一八九六至一九一三年间生产的儿童总数不过三千，但为阻止现在的人口减缩，应当有毫无夭殇的八千儿童。

毫无疑问，白人的文明有一个奇怪的特征，就是越是吸收这种文明的男女，越是不生育。

最文明的人最不生育，最不文明的人最多生育；两者之间还有许多等级。

现在西方各国最聪明的一部分人正在死亡的路上。

不到多少年以后，全部的西方民族要大为减少，除非从文明较逊的地域内移民去补充。

而一当移民获得了所在国的文明时，也要比较减少生育。

具有这种特征的文明显然是不稳固的；除非这文明能在数量上繁殖，它迟早要被另一种文明所替代，而在此替代的文明里面，做父母的冲动一定保存得相当强烈，足以阻止人口减退。

在西方每个国家内，世俗的道学家们竭力用着激励和感伤性来对付这个问题。

一方面，他们说儿女的数量是上帝的意志，所以每对夫妇的责任是尽量生育，不问生下来的子女将来能否享有健康与幸福。

另一方面，教士们唱着高调，颂扬母性的圣洁的欢乐，以为一个患病与贫苦的大家庭是幸福之源。

政府再来谆谆劝告，说相当数量的炮灰是必要的，因为倘没有充分的人口留下来给毁灭，所有这些精巧奇妙的毁灭械器又如何能有适当的运用？奇怪的是，当父母的即使承认这些论据可应用于旁人，但一朝应用到自己身上时就装聋了。

教士和爱国主义者的心理学完全走错了路。

教士只有能用地狱之火来威吓人的时候才会成功，但现在只剩少数人把这威吓当真了。

一切不到这个程度的威吓，决计不能在一件如是属于私人性质的事情上控制人的行为。

至于政府，它的论据实在太残酷了。

人们曾同意由别人去供给炮灰，但决不高兴想到自己的儿子将来派此用场。

因此，政府所能采取的唯一的办法，是保留穷人的愚昧，但这种努力，据统计所示，除了西方各国最落后的地方以外，遭受完全的失败。

很少男人或女人会抱着公共责任的念头而生育子女，即使真有什么公共责任存在。

当男女生育时，或是因为相信子女能增加他们的幸福，或是因为不知道怎样避免生育。

这后面的理由至今还有很大的作用，但它的力量已经在很快的减退下去。

教会也好，政府也好，不论它们如何措置，总不能阻止这减退的继续。

所以倘白种人要存活下去，就得使做父母这件事重新能予父母以幸福。

当一个人丢开了现下的环境，来单独观察人类天性时，我想一定能发见做父母这件事，在心理上是能够使人获得最大而最持久的幸福的。

当然，这在女人方面比在男人方面更其真切，但对男人的真切，也远过于现代化多数人士所想象的程度。

天伦之乐是现代以前的全部文学所公认的。

希古巴对于儿女要比对丈夫关切得多；玛克特夫对儿女也比对妻子更重视。

在《旧约》里，男女双方都极热心的要传留后裔，在中国和日本，这种精神一直保持到今日。

大家说这种欲望是由祖先崇拜来的。

但我认为事实正相反，就是祖先崇拜是人类重视血统延续的反映。

和我们前此所述的职业妇女相反，生男育女的冲动一定非常强烈，否则决没有人肯作必要的牺牲去满足生育冲动。

以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做父母的快乐大于我所曾经历的任何快乐。

我相信，当环境诱使男人或女人割弃这种快乐时，必然留下一种非常深刻的需要不曾满足，而这又产生一种愤懑与骚乱，其原因往往无法知道。

要在此世幸福，尤其在青春消逝之后，一个人必须觉得自己不单单是一个岁月无多的孤立的人，而是生命之流的一部分——它是从最初的细胞出发，一直奔向不可知的深远的前程的。

这若当作一种用固定的字句来申说的有意识的情操，那末它当然是极端文明而智慧的世界观，但若当作一种渺茫的本能的情绪，那末它是原始的，自然的，正和极端文明相反。

一个人而能有什么伟大卓越的成就，使他留名于千秋万世之后的，自然能靠着他的工作来满足生命持续的感觉，但那般并无奇材异能的男女，唯一的安慰就只有凭藉儿女一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