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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体验（第2页）

然后我就去插队，走南闯北，这种事情见得很多。

比方说，在村里开会，支书总要吆喝“地富到前排”

，讲几句话，就叫他们起来“撅”

着。

那些地富有不少比我岁数还小。

原来农村的规矩是地富的子女还叫地富，就那么小一个村子，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撅在大伙面前，头在下腚在上，把脸都丢光，这也是种极端体验罢。

当然，现在不叫地富，大家都是社员了。

做出这项决定的人虽已不在人世了，但大家都会怀念他的——总而言之，那是一个极端体验的年代；虽然很惊险、很刺激，但我一点都不喜欢。

现在有些青年学人，人已经到了海外，拿到了博士学位和绿卡，又提起那个年代的种种好处来，借某个村庄的经验说事儿，老调重弹：想要大家再去早请示、晚汇报、学老三篇，还煞有介事地总结了毛泽东思想育新人的经验。

听了这些话，我满脊梁乱起鸡皮疙瘩。

我有些庸人的想法：吃饱了比饿着好，健康比有病好，站在粪桶外比跳进去好。

但有人不同意这种想法，比方说，李赤先生。

大家宴饮已毕，回城里去，走到半路，发现他不见了。

赶紧回去找，发现他又倒栽进了粪桶里。

这回和上回不同，拖出来一看，他已经没气了。

李赤先生的极端体验就到此结束——一玩就把自己玩死，这可是太极端了，没什么普遍意义。

我觉得人不该淹死在屎里，但如你所知，这是庸人之见，和李赤先生的见解不同——李赤先生死后面带幸福的微笑，只是身上臭烘烘的。

我这个庸人又有种见解：太平年月比乱世要好。

这两种时代的区别，比新鲜空气和臭屎的区别还要大。

近二十年来，我们过着太平日子，好比呼吸到了一点新鲜空气，没理由再把我们栽进臭屎里。

我是中国的国民，我对这个国家的希望就是：希望这里永远是太平年月。

不管海外的学人怎么说我们庸俗，丧失了左派的锐气，我这个见解终不肯改。

现在能太太平平，看几本书，写点小文章，我就很满意了。

我可不想早请示、晚汇报，像“文化革命”

里那样穷折腾。

至于海外那几位学人，我猜他们也不是真喜欢“文化革命”

——他们喜欢的只是那时极端体验的气氛。

他们可不想在美国弄出这种气氛，那边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所。

他们只想把中国搞得七颠八倒，以便放暑假时可以过来体验一番，然后再回美国去，教美国书、挣美国钱。

这主意不坏，但我们不答应：我们没有极端体验的瘾，别来折腾我们。

真正有这种瘾的人，何妨像李赤先生那样，自己一头扎向屎坑。

*载于1996年10月11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