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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8章（第3页）

甚至可以说，一直发展到咱们建国以后，1949年以后，对《红楼梦》的阐释都有他们共同的性质，就是说我随意而解《红楼梦》。

文学艺术研究创作，要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有这样的要求，那么阐释必然是歪的。

实际上说到考证派，考证派推翻了索隐派的妄言，他注重事实，他从古文学家那儿流变来的。

可是当胡适这一派，就是新红学派，把曹家和《红楼梦》里面的甄贾两府等同起来的时候，他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只不过是说蔡元培他们这一派索隐的是明珠家世，什么康熙朝的政治小说等等，他索隐的是曹雪芹的家世，根本的区别在于混同了文学与生活的界限，混同了文学与历史的界限。

《红楼梦》就是一部小说。

包括还有人想问张先生，近代大学者王国维对于《红楼梦》的评价是认为它的主题就是展示人生的痛苦与解脱，《红楼梦》的精神就是解脱精神，那么您如何来评价王国维对《红楼梦》的这种悲剧诠释。

张俊先生对此表示关于王国维的哲学思想我研究的不太多，他写过一篇就叫做《〈红楼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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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篇文章呢在当时还是比较重要的，因为他是不同于评点派、索隐派的观点的。

我接着刚才孙玉明先生说的，索隐派里边有一种意见，认为《红楼梦》里边写的就是明珠家世，写的就是纳兰性德。

纳兰性德在清朝是个有名的词人，词写得相当好，王国维先生就认为，《红楼梦》里边的一些感情色彩和纳兰性德的词是一样的，是相通的。

但是他认为《红楼梦》里面所写的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绝对不是纳兰性德和他妻子的那种感情。

所以他认为《红楼梦》是中国的一大悲剧，是悲剧里边的悲剧。

《红楼梦》写的是什么，《红楼梦》写的人生的悲剧、爱情的悲剧、家庭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剧。

这个观点大概最早的来自于王国维先生的那个意见，因为王国维先生是一个文字学家，是一个古典文献学家，同时也是一个文艺批评家，所以，他的眼光我觉得比索隐派的蔡元培先生、沈瓶庵这些，比他们要高得多。

而段启明先生说王国维先生《红楼梦评论》这部书很薄，这书最早写成的时候是1904年。

因为他这个书的问世的时间比索隐派的那两部代表作品——就是蔡元培和王梦阮的——要早十几年，所以中国的《红楼梦》研究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像王国维这样有理论的有系统的这种评论，应该说是在中国学术史上很有价值的这种评论，给冲淡了。

大家所喜欢的、所关心的就是贾宝玉到底是谁，贾宝玉是不是顺治皇帝，林黛玉是不是就是董鄂妃。

像蔡元培先生他那个《石头记索隐》大概是1917年写的，他比王国维那个已经晚了很多了。

但是他这个一出来以后，就把王国维先生非常重要的这部着作冲淡了。

我觉得王国维的这部着作不光是红学史上一部有标志性的理论着作，而且在中国学术史上也是站得住脚的，也是很了不起的。

就研究《红楼梦》而言，他是第一个有系统地来研究《红楼梦》的学问的。

整个《红楼梦》已成为一个学问，它的理论价值得到阐释，王国维是功不可没的。

另外他也是第一个用西方的理论来研究《红楼梦》的，他引用的是德国的哲学家叔本华的哲学观点，用来研究中国的《红楼梦》，宿命的、悲观的。

这是很了不起吧，我们现在要引进西方的理论技术，那王国维那个时候就已经引进得非常成功了，已经拿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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