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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记巴比伦（第1页）

[rg]

犹记巴比伦

1960年3月首次发表于《花花公子》Pyboy

收录于《十个世界的故事》

这是少数我背离山姆·戈德温注释标题山姆·戈德温SamGoldwyn，1879—1974，好莱坞制片人。

——译者注名言的例子。

他说：“想传达信息，找西联注释标题指西联汇款，1851年在纽约成立，以前主要业务为收发电报，现在主要业务为国际汇款。

吧。”

本篇故事恰恰是我想传达的信息：警告大众商业通信卫星的潜在危险。

那时，距离第一颗商业通信卫星发射还有五年。

尽管政治情势有了些微改变，故事的其他内容都已成真。

我的名字是阿瑟·克拉克，真希望我和这档肮脏事毫无瓜葛。

不过，既然美国的道德可能受到危害——容我重复，道德——我必须先说明自己的资历，各位才能了解，我如何在已故的阿尔弗雷德·金赛博士协助下，不知情地引发了雪崩般的灾难，西方文明恐将面临衰亡。

一九四五年我仍任职于皇家空军，身为雷达兵，我想出此生唯一一个原创的点子：我在第一颗斯普特尼克卫星诞生的十二年前，想到人造卫星可以成为绝佳的电视信号发射器。

卫星站距离地表数千英里，能轻易向大半个地球播送信号。

广岛原子弹爆炸一周后，我写下自己的创意，提出在赤道上方两万两千英里处设置中继卫星网络的构想。

在这个高度，完成绕地球公转一周恰好需要一天，因此能固定于地球相同位置之上。

这篇文章刊登于一九四五年十月号的无线世界杂志，我当时没料到天体力学竟会在我有生之年走向商业化，未曾为自己的构想申请专利。

就算我想申请，成功概率应该也不大。

若我判断错误，也宁可不知道真相。

不过，我持续在著作中宣扬这个构想，直至今日，通信卫星已经如此普及，却无人晓得其起源。

美国众议院太空工程与太空探索委员会与我联络时，我确实曾试着澄清，心怀哀怨地为自己讨公道；若有兴趣，各位可在委员会报告未来十年太空发展第三十二页找到我的证词。

当时我仍浑然不觉，后来事件发展如同各位接下来即将得知的与我当时的结语对照，显得格外讽刺：“由于我居于远东，时常可见西方世界与苏联为了数百万尚未表态的亚洲人民明争暗斗……若电视信号可能从正上方的卫星传播，政治宣传的效果高低便可能决定胜负……”

我的看法仍没有改变，不过我当时忽略了某些可能——不幸的是，其他人想到了。

一切始于某场官方招待会。

生活于远东首府城市，这种场合已成为独有特色。

当然，这在西方国家也很常见，简直稀松平常，但在科伦坡，鲜有其他娱乐足以匹敌。

只要你还有点身份，每周至少会收到一次邀请，参加大使馆或公使馆、英国文化协会、美国援外使团、法国文化协会或其他以字母缩写为名，由联合国衍生出的无数机构所举办的招待会。

起初，我和我的合作伙伴的社交圈仅限于印度洋水面之下，我们无足轻重，外交圈很少找来我们这儿。

但麦克为戴夫·布鲁贝克的锡兰巡回演出担任主持之后，越来越多人注意到我们；尤其，他又娶了岛上数一数二知名的美人，更引人注目。

因此现在鸡尾酒和酒会小食与我们之间的距离，只取决于我们多么不情愿舍弃舒适的纱笼裙，换上西方荒谬的衬衫、正装外套和领带。

那是我们第一次造访苏联大使馆，当天招待的是几位刚进港的俄国海洋学家。

在列宁与马克思画像无可避免的照看下，属于各种族裔、宗教和语言的宾客四处流动，与朋友闲聊，或者专心大啖伏特加与鱼子酱。

我和麦克与伊丽莎白走散了，但仍能看见他们在房间的另一端。

麦克正在讲那个“我就在五十英寻底下……”

的老故事，吸引了一帮听众。

伊丽莎白饶富兴味地看着他，而更多宾客看着伊丽莎白。

自从我在大堡礁潜水采珠时弄破一只耳朵的鼓膜，听力就大为受损；地面上的噪声对我来说太吵了，听起来至少多了十二分贝。

尤其在这种场合，若被介绍给名为达玛斯里华登、提沙维拉辛提、古恩奈提里克跟加雅维克里玛的宾客，听力障碍更显麻烦。

因此，我若不是对着餐点狼吞虎咽，就会找个相对安静的角落，希望若与他人交谈，至少能听懂对话一半以上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