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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课之前老师把这批评给大家念了念,师生一起捧腹大笑,其乐也融融——但文学家很少有这种欢笑的机会。
数学家笑,是因为假如一个人不演算,也不做公式推导,哪怕你后现代哲学懂得再多,也没有理由对数学说三道四。
但这句话文学家就不敢说。
同样是文化,怎么会有这种不同的境遇呢?这原因大家恐怕都想到了:文学好像人人都懂,而数学,则远不是人人都懂的。
罗素先生说得好:人人理应平等。
实际上却远不是这样——特别是人与人有知识的差别。
这一点在大学里看得最明白:搞科学哲学的教授,尽管名声很大,实际上见了学物理的研究生都要巴结。
而物理学家见了数学家,气焰也要减几分,因为就连爱因斯坦都有求职业数学家帮忙的时候。
说起一门学问,我会你不会,咱俩就没法平等。
看起来,作家们必须从反面理解这种差别:他要巴结的不仅是文艺批评家、文艺理论家,还有哲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甚至要包括每一个文科毕业的学生——只要该学生不是个作家,因为不管谁说出句话来,你听不懂,就只好撅屁股挨打,打你的人火气还特大。
我总觉得这事有点不对头。
假如挨两下能换来学问,也算挨得值,但就怕碰上蒙事、打几下便宜手的人。
我知道一句话,估计除了德宏州的景颇人谁也听不懂:呜!
阿靠!
卡路来?似乎批评家要想知道意思也得让我打两下,但我没这么坏,不打人也肯把意思说出来:这话是我插队时学来的,意思是:喂,大哥,上哪儿去呀?就凭一句别人听不懂的景颇话打人,我也未免太心黑了一点——那也没有凭几句哲学咒符打人黑。
文化批评还不全是“呜阿靠卡路来”
。
它有很大的正面意义,其中最重要的是可以鼓舞作家自爱、自强、自重。
一种跨学科的统治一切的欲望,像幽灵一样四处游荡——可怎么偏偏是你遇上了这个鬼?俗话说,老太太买柿子,拣软的捏。
但一枚柿子不能怪人家来捏你,要反省自己为什么被捏。
对罗素先生的话也可以做适度的推广:人与人不独有知识的差异,还有能力的。
差异——我的意思是说,写作一道,虽没有很深的学问,也远不是人人都会。
作家可以在两个方面表现这种差异:其一是文体,傅雷、汝龙、王道乾,这些优秀翻译家都是文体大师。
谁要想解构就去解好了,反正那样的文章你写不出来。
其二是想象力,像卡尔维诺的《我们的祖先》、尤瑟纳尔的《东方奇观》,里面充满了天外飞龙般的想象力,这可是个硬指标,而且和哲学、人类学、社会学都不搭界。
捏不动的硬柿子还有一些,比方说,马克·吐温的幽默。
在所有的柿子里,最硬的是莎翁,从文字到故事都无与伦比。
当然,搞文化批评的人早就向莎翁开战了,说他的《驯悍记》是男性中心主义的作品。
说这个没用,他老人家是人,又没学会喝风屙烟,编几个小剧本到小剧场里搞搞笑,赚几个小钱,这又有什么。
再说,人家还有四大悲剧哩——你敢挑四大悲剧的毛病吗?我现在靠写作为生,写上一辈子,总得写出些让别人解构不了的东西。
我也不敢期望过高,写到有几分像莎翁就行了。
到那时谁想摘我的草帽,就让他摘好了:不摘草帽是个细高挑,摘了还是个细高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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