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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第2页）

父亲的信里说，让柳璀看到信后，就赶快离开成都，到北京去找他的老上司李伯伯，李伯伯依然在部队里，情况会好得多。

警卫员拿出两百元，说是父亲留给她的。

她捧住钱和信，鼻子一酸，差点哭起来，但还是毅然转身走了。

她从此再没有回过家，哪怕得到父亲自杀的消息，李伯伯也不让她回成都。

母亲却被送去几百里外省委的干校劳动，她也没有让女儿回到成都。

那个时候，柳璀已经成为李伯伯的“养女”

，去内蒙古草原军垦农场，等于半个军人，后来就直接到了部队里。

参军是干部子女当时首选的道路，她从心里感激父亲弃绝人寰前，给了她一条幸运之途。

后来，省里整父亲的那一派垮了台，父亲的问题得到“平反”

，母亲也恢复了工作，由于父亲已经“没有问题”

，那年柳璀也进了大学。

柳璀的记忆中，从没好好和母亲一起生活过。

母亲很晚才想办法调到了北京。

她们真正全家重新“团聚”

，是在新省委给父亲正式举行追悼会。

共有一千人参加，李伯伯一家也专程去了。

但就是那个时候，她还是不敢细问父亲究竟遇到了什么政治问题，竟然走投无路到如此地步。

父亲终其一生，不过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哪怕在文革前，也是谨言慎行，小心翼翼，从来没有火气。

有机会与女儿谈话，也只是反反复复教导她“听话”

。

听谁的话？柳璀当然清楚。

父亲怎么会是陈阿姨说的那样的人？

不过，她没有理由怀疑陈阿姨会对她说谎：没有任何动机可言――一切都已经随风消失，该忘记的早就被忘记，这一代男人都走进坟墓，寡妇都在坟墓边上等待，有什么必要重新编织那么复杂可怕的一个故事？

她想起母亲再三要她到良县来见这个陈阿姨，几十年不想往来的人，难道母亲对事实真相，对陈家的苦难，肯定有点感觉，却不敢自己面对，让她这个作女儿的来承受过去的重担？

这时候柳璀想起她今晚来陈阿姨家的直接目的，觉得十分尴尬：这个时候拿钱出来，算什么呢？赎什么旧帐，示什么恩惠？她不愿意听陈阿姨说，“把钱收起来吧。

你陈阿姨饿死，也不会到你们门前讨口米汤喝的。”

当然，陈阿姨至今没有说过这么刻薄的话，对几十年受的苦，她尽可能轻描淡说，除了怨自己的命不好。

不过，又有什么理由不拿出来。

这不在于谁家欠谁家的，没有谁家该还情的意思。

这是她本人的，与上一代人没有关系。

可是她怎么样也说不出口，她离开时，还是带着那个公文皮包。

与丈夫在一起

柳璀一闭上眼睛，就看见一群少年在打一个四五十岁的男人，把他按在墙上，拳打脚踢。

那人倒在地上，不停地求饶。

他们还是用脚对着他的脸猛踢，沾着血，沾着肉块，骨头咔嚓断的声音，最后地上是一个大血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