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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曲回肠（第2页）

门匾，本来就已剥落得体无完肤，我在这儿住了两年光景，待我去北平二中当住校生时，门匾字体已荡然无存。

那条古老、陈旧的小小夹道，留在我记忆中的形象，若同一具失去了弹性的古尸木乃伊。

它出土的价值，似乎只能标志时间和历史，而无其他。

我甚至感觉有些诗文对古老的北平胡同抒发怀占之幽思，是在为本无文化可言的古木乃伊脸上涂抹胭脂，是对现代城市文明的一种反动……

（二）

写出上述文字，可能由于北京的小街、小巷，没有留给我什么美好的故事。

因而那“曲径通幽”

之类的孟浪，与我的生活没有结下缘分，没有播种下爱情；正好相反，它给丫我过多的苦涩和感伤。

在共和国成立之后那段阳光灿烂的日子，北京胡同倒是给予过我一次美好的记忆：那是我于1954年调至北京日报任记者的时光，我把农村的母亲接了来，租住于东城魏家胡同的一所四合院内的西厢房。

房东姓刘，解放前在天津从事麻刀生意，刘氏一家人挺和善，自住北房。

东屋住着满清皇帝侍卫官的前夫人和她生下来的一名千金霍素云小姐，由于末代皇帝早已成了阶下之囚，家中一片败落景象。

南屋里住着法文专家金满城一家，他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任法文编辑，聂甘弩是他的好友，聂常常从院中穿行而过。

因而我认识这条文坛硬汉，便始自于50年代中期的这个院落。

四合院内院中心，有一拱起的圆形花坛，在春夏之季，花坛内鲜花盛开，到了秋时向日葵低垂着沉甸甸的头颅……这些，曾留给我一丝对北京胡同诗情的回忆。

四合院外院的邻居，少了内院的文化色彩，住的多为市井贫民……但真正和我以及我母亲发生亲情关系的，却是外院的几家芳邻。

比如：外院角房里住着的王老太太是个回民，1960年我身陷囹圄在茶淀劳改农场改造时，与她名叫王铁柱的儿子（因打架斗殴进监），戏剧性地不期而遇，一度曾编在一个劳改队里开沟挖渠。

紧挨着王老太太的迟家大嫂，在胡同口商店外看管自行车，她仅靠这一点微薄收人，养活着三个女儿和三个儿子生活；之所以与我家有了情分，皆因迟大嫂的丈夫也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在东北兴凯湖劳改农场接受惩治性的劳役，送去劳改的理由，因为迟家大哥在血气方刚时，曾参加过国民党的青年军之类。

加上与我一起劳改的、当时我的妻子张沪，前后院七家不同姓氏的家庭中，有四个人是囚徒。

如果再把划成右派留在市内改造的金满城老头计算在内，这座四合院内共有五个“反动分子”

，因而在偶然记起那一丝诗情之时，却不免陡生悲情一因为留在市内改造的金满城，在大炼钢铁的1960年的初期，在巷子里的土造炼钢炉旁，因疾劳而先于我们去了“天堂”

。

那健壮如牛的王铁柱，在那场使世界悲悯的唐山大地震中，因茶淀劳改农场离唐山很近，牢房坍塌，熟睡之中的他，被一根钢筋穿透脑髓，也去了鬼城酆都。

迟家大嫂最小的男娃，因母亲去商店看自行车了，兄姐们都去了学校，他在反锁了房门的空巢之内造反，想从窗子爬出，便打破了玻璃窗子，被玻璃碴子划得浑身是血；还是我母亲发现的这一悲剧，她把迟家大嫂从商店门口找来，陪她一块儿去就近的医院就医。

迟家大嫂无钱给孩子看病，我母亲拿着艰难度日中的一点点剩余，为迟大嫂解决了医药费用问题……

“文革”

开始之后，母亲被强令搬出魏家胡同的四合院。

其理由仅仅两条：一、母亲昔日曾是地主家庭中的儿媳，算是地士：家庭中的一员；二、儿了和儿媳皆是反动极右分子，在劳改队为囚，她没有资格再住冏合院。

母亲是脖子上挂着被专政的牌子，手里领着她年仅一岁的孙儿，走进另一条曲里拐弯的胡同里一所宅院的——这条小巷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吉祥胡同。

新宅是个大杂院。

我母亲的新居，妃阴山背后院角旮旯里的一间10平米小屋。

之所以用“阴山背后”

宋形容这间小屋，因为屋门3米开外的隔壁墙那边，就矗立着一座磨砖对缝的青砖楼房。

由于楼房的遮挡，使这间小屋一年四季与阳光隔绝，特别是到了冬季，积雪与污水汇成的冰河，直到畚深才能融化。

后来，母亲才从邻居口中得知，她带着孙儿下榻的小屋，原本是京剧名伶杜近芳的女佣住的，那座胄砖楼曾是杜近芳丈夫一家人的私宅。

“文革”

开始以后，因其文夫家在前门外开过茶庄，被当成牛鬼蛇神中的资本家，撵到该住的地方去了。

派出所临时占用了这座私宅，便在楼后砌成一面砖墙，以示楚河汉界之标志。

吉祥胡同无吉祥，我母亲和小孙儿在这条胡同，度过最悲凉的时光。

街道干部勒令她打扫街巷，孙儿看奶奶两只裹过足的小脚干活不便，有时便帮助奶奶扫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