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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哲学解读 导说第四篇八（第4页）

这个名称，在先秦时候就已经存在。”

（见“楚竹书《周易》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濮茅右著2006年版）

笔者认为这种结论下的还过早。

以“竹书《周易》”

的发现，就认为“九·六”

争论画上了句号，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并且竹书《周易》资料鉴定时间的下限并未排除汉初。

竹书《周易》是战国未期的传本。

竹书《周易》只能证明战国末期《周易》已经有“九·六”

之说了。

而“九·六”

之说也正是战国末期的产物。

那么，竹书《周易》自然不能证明《周易》原创时就有“九·六”

的称法，也不能说先秦时期《周易》已经有这些“九·六”

之称。

笔者认为“九·六”

之争画上句号，正说明不是先秦时候就已经存在了，“九·六”

之称，而是秦汉之际添加进《周易》文本的，说是先秦就存在的，显然是错误的说法。

又如《清华简》的发现（清华入藏战国竹简），已有研究者通过对《保训》篇的发布，而从其中的“侌（阴阳）之勿（物），咸川（顺）不（逆）”

。

这一句里理解认为，《周易》在周文王时期已经产生。

把“川”

理解为“坤”

卦解释。

这本是在传播中，连竹简上的文字都没有统一规范及公认的说法时，可有人望字生意，就论证出《周易》如何如何的，那只是以讹传讹的说法而已。

也正如我们前边说的从一句“吾百占而七十当……”

，而理解成孔子是一位爱占筮的人。

这不能认为是学问与学术上的自由，而是做学问与学术上的悲哀。

这些都是节外生枝的话，我们还是回到正题上来。

孔子是春秋后期的一位伟大思想家，孔子对《周易》一书性质的认识与论述，无疑在先秦时期为战国百家争鸣，开启了理性之门，也为先秦时期那场中国式的启蒙运动做了一个奠基。

帛书《要》文反映孔子对筮卜与《周易》讲德义的论辩，无疑是理性与进步的思想。

那应是先秦最具有启蒙意义的哲学思想了。

那段话所表现的思想性，无论先秦，抑或是后封建社会，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千古绝唱。

再没有人，也没有典章里出现过真对《周易》是卜筮是义理的辩证论述了。

《要》文之后，纵然长达两千多年里再没有过谁能像孔子那样精辟的对《周易》一书正确的认识过。

但遗憾的是就这《要》文却成了绝学，不传于后世。

正因是帝国的统治者，看到那理性的东西与帝王专治家天下的统治思想是不相适应，所以才庶蔽起来，只能带到坟墓里去了。

汉统治者把先秦《易传》不适应统治要求的思想观点删除掉，而把适合的给保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