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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厂长夫人的忧虑（第2页）

一直烧了三天三夜不往下退，也查不出发烧的原因。

第四天稍微明白一点，召集玻壳厂的领导们挤在总医院的过道里围着他的病床开会。

医院借机把他赶了出来。

本来嘛，医院不是他们厂的会议室，已经人满为患了。

回到家继续开会，开到夜里两点，我给大家做夜宵。

第二天又开了一上午，我请邻居帮忙为工厂的舍导们做午饭。

我的家是玻壳厂利用率颇高的小会议室。

厂党委书记对我说：“别再跟震平争吵了，有了他我们厂利润才有保证。

我们是新厂，压力太大，每年上缴利税两千多万，还银行利息一千多万。

李卩长的许多想法是超前的，责任就更大。

工厂不象机关，离群众太近，他必须处处以身作则……”

我还能说什么？我哭了。

工厂那么大，又不是他一个人，现在许多事情不是一个人能干成的。

倒是中年知识分子丧命不少，应该现实一点！

我一直是支持他的工作的，自己许多外出机会都放弃了，包括去香港进修。

我每天也是六、七点钟才到家，常常熬一锅面疙瘩汤大家喝。

不是没有钱，而是没有时间采购，几乎每月的肉票都作废。

有时邻居看不下去了，会送一碗蛋炒饭过来。

李震平以前可不是这样，1967年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的时候身体棒极了，手也巧，会拉提琴会做家俱，会裁剪衣服。

当时我看上他有头脑，有事业心。

现在同样是这两条优点却让我紧张不安。

他不仅干得多，还要想得多。

想当个哲学家型或理论家型的现代厂长，怎么能不耗费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