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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3章（第1页）

长沙王的官职另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就是不涉及朝政。

晋朝的权力部门是尚书台与中书省，只要染指这两个部门就可以洞悉政局的任何风吹草动。

以往历届执政者为了便于操纵政事，都给自己&ldo;录尚书事&rdo;。

&ldo;录&rdo;是总领的意思，&ldo;录&rdo;了&ldo;尚书事&rdo;，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插手政事处理与人事任免。

比如杨骏先是&ldo;录尚书事&rdo;，后来觉得不满足就又&ldo;录朝政，百官总己&rdo;；汝南王也是&ldo;录尚书事&rdo;；赵王未得志前求&ldo;录尚书事&rdo;，被拒绝之后才怀恨发动兵变。

从赵王开始，执政者野心膨胀，区区&ldo;录尚书事&rdo;已经无法令人满足，他们渴望更大权限。

于是赵王篡位之前担任&ldo;相国&rdo;、&ldo;依宣文辅魏故事&rdo;，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就像当年司马懿、司马昭父子操纵曹魏小皇帝一样控制晋惠帝；齐王在专权方面也不遑多让，&ldo;拜大司马，加九锡之命&rdo;&ldo;如宣、景、文、武辅魏故事&rdo;。

长沙王则刻意保持低姿态，避免步齐王后尘，为此他仅仅保留军职，没有&ldo;录尚书事&rdo;，也没有兼任文职来干预政务。

即使没有兼任文职，也可以通过安插亲信的方式来控制尚书、中书、门下三台，不过长沙王也没有这么做。

当时的尚书令先是王戎后是乐广，尚书仆射是东安王司马繇；中书令是卞粹，中书监是东海王司马越。

王戎、乐广都是前朝老臣，一向圆滑处世，在历次党争之中始终屹立不倒，乐广还是成都王的岳父，这两人对任何执政者都是阳奉阴违，只求明哲保身的；卞粹则是河间王的党羽，死心塌地想助河间王成为执政者；而司马繇与司马越两位王爷是长沙王的族叔，辈高年长，自然不也会对长沙王唯命是从。

因此严格来讲，长沙王不能称为执政者，他只是卫戍京畿的军事长官。

长沙王给自己的定位也是如此，他极力推崇的执政者是成都王。

长沙王向天下人表示，成都王才是真正的执政者，为此他做出表率向成都王臣服。

朝中政务事无大小，长沙王都派人赶赴邺城请示成都王，然后才实行。

尊奉成都王是长沙王的策略。

河间、成都二王都虎视眈眈，长沙王没有实力与之抗衡，只有合纵连横，选择与成都王结盟。

那时成都王如日中天，只要引为奥援，河间王就不敢轻举妄动，这个天下就可暂时稳固。

更妙的是长沙王这种低姿态还可以狐假虎威，当朝廷出台某项会损及某些人利益的政令时，人们就会发现，这道政令是由长沙王与成都王联合签发的，其权威不容置疑。

但是这个策略是以牺牲行政效率为代价的，政出多门的唯一后果就是朝政更加混乱低效，用《晋书》中的原话就是&ldo;百度弛废&rdo;，胜过齐王当政时期。

在如此惨淡背景之下，长沙王仍思振作，他执政期间重点要解决的是平定蜀中叛乱。

蜀中叛乱是元康年间关中叛乱引发的连锁反应。

追本溯源，罪魁祸首仍是赵王，此人祸国之尤，真是庆父不死鲁难未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