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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的六年（第2页）

到达莫斯科需要乘坐一个小时左右的地铁，方梨怕错过弗拉基米尔教授的讲座提前让纪庭卓送她去了地铁站。

方梨在自动售票机前购买了六十二卢布，刷卡进去了，继而乘坐扶梯到达至空旷且富丽堂皇的等候厅，厅内两排镶入了多个棕色门框的大门，房顶上悬挂着一排排亮着暖黄色的小灯。

地铁到站，一眼看过去像极了国内的绿皮火车，方梨跟着前面的俄罗斯小伙进了地铁内，里面安静又舒适，没一会儿她就开始打瞌睡了。

到站时，还是身旁的俄罗斯小伙心善地把她给叫醒了，弗拉基米尔教授的讲座还没开始，方梨在厅内找了一个后排的座位坐了下来。

没过一会儿，弗拉基米尔教授拿着一个平板电脑进来了，教授年龄五十多岁的样子，有着犹太血统的俄罗斯人。

弗拉基米尔教授主要讲了有效沟通与人际关系和压力与困扰管理几个方面为切入点，展开了讨论。

台下的一名俄罗斯中年妇女，举着手站了起来，她用俄语进行了发问：“我家孩子患上了分离性焦虑，过分担忧亲人的安危，甚至没有依恋者不肯入睡，躯体症状表现在于呕吐、胃痛，教授这类的孩子该如何的应对以及治疗？我和他父亲尝试过许多治疗，显然没有效果。”

方梨听到这类心理病，莫名联想到了一个人，只限于联想她就害怕地心慌了一下，如果要是真遇见了，她不得直接吓晕过去。

“我遇到过一个患者，他就患有严重的分离性焦虑，症状持续了整整六年，我尝试过许多治疗方法，还联合医友进行交流以及制定一套全新的治疗方案，可最终结果以失败告终。”

弗拉基米尔教授苦恼地笑了笑，继续说着，“如果患者对任何的治疗都产生了免疫，那么就进入了一个死循环，被他依恋的对象，即使逃到天涯海角，他都会锲而不舍的追捕到她，留在身边占为己有。”

“可是我不并是教授口中所说的逃跑者，我只是觉得孩子过于害怕独处，还要就是难道被依恋者就没有自由可言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给足孩子想要的安全感。”

弗拉基米尔教授看了眼手腕上的手表时间，合上了平板电脑，“有时候换个角度想，或许会有个新的答案，妥协何尝不是一种精神上的解脱。”

弗拉基米尔教授的讲座到此结束，方梨走出了大厅，陷入了一段沉思。

这几年她确实感受到了精神上的折磨，怕他找到自己害怕的不仅晚上会失眠，甚至白天出去购买食物，她都会错乱的把一个和他长得二分像的男生看成是他，然后心脏会紧的一缩，狼狈地夺门而出。

不知什么时候，有位背着书包的俄罗斯小伙来到了方梨面前，“德维玛加尔小姐，在这儿遇见你可真巧，我也是刚听了教授的讲座出来的。”

他叫的名字是方梨的假名，而他的名字叫安德烈。

眼前的小伙子，是方梨以前的俄语教师，“三年没见了吧，你这三年都去哪儿了？”

“游遍了几个国家，认识了一位美丽的女子。”

安德烈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我和一名美国女子结婚了，后天是我女儿的满月宴，我由衷的希望你能来参加。”

方梨愉悦地祝贺了他，“我当然会来参加，不介意我多带一个人来吧？”

“当然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