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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从金瓶梅说开去（第3页）

因为此书写作时，已在嘉靖死后，那时嘉靖宠臣严嵩及其儿子严世蕃已被斥逐诛杀，所以著者可得以放手影射他们的弄权獗为，表现他们如何卖官鬻爵，收贿纳凶，豢养鹰犬，鱼肉黎民，败坏世风，制造人祸；据考，书中的蔡京、蔡攸父子，便是用来影射严嵩、严世蕃的。

其实，书中所写的那种官场黑暗、税吏腐败、官商勾结、淫靡成风，并非只是“前朝”

的“绘影”

，也是“如今”

的白描，从这一点上来说，《金瓶梅》也是一部“胆大妄为”

的“政治小说”

，有的论家从这一点上格外肯定《金瓶梅》的价值，不过，我以为通观全书，这一因素终究还只能算是《金瓶梅》这棵大树上的一个枝丫，就“全树”

而言，市井生活与食色之事，毕竟还是主要的枝叶，并且参差披拂，葱郁蓊翳。

回过头来，我还是要强调《金瓶梅》那令人惊异的文本，为什么在那个理想暗淡、政治腐败、特务横行、法制虚设、拜金如狂、人欲横流、道德沦丧、人际疏离、炎凉成俗、背叛成风、雅萎俗胀、寡廉鲜耻、万物标价、无不可售的人文环境里，此书的作者不是采取拍案而起、义愤填膺、“替天行道”

、“复归正宗”

等叙述调式，更不是以理想主义、浪漫情怀、升华哲思、魔幻寓言的叙述方略，而是用一种几乎是彻底冷静的“无是无非”

的纯粹作“壁上观”

的松弛而随意的笔触，来娓娓地展现一幕幕的人间黑暗和世态奇观？此书的作者究竟是谁？学术界众说纷纭而尚难归一，或许此书的成书过程中确有多人多手参与，从其“拟话本”

的风格上看，可能也是当时茶肆酒楼说书人的一个时髦的“保留节目”

，众多的参与创作者可能都在其故事里加进了一些“训诫”

，但那些牵强附会的生硬“训诫”

完全不能融合于故事与人物，只是一些“套话”

，乃至于显得“累赘”

多余。

为什么经过“兰陵笑笑生”

归总刻印，仍不见“起色”

？这究竟是因为所有参与创作者都缺乏“思想高度”

，还是因为，就小说创作的内在规律而言，像《红楼梦》那样地充满叙述焦虑，洋溢着理想光芒与浪漫情怀固然是一种很好的叙述方式，而《金瓶梅》式的“冷叙述”

，并且是达到七穿八达、玲珑剔透、生猛鲜活、浓滋厚味的“纯客观叙述”

，也是一种在美学上可能具有相当价值的叙述方略呢？

我们可能更乐于公开地表达对《红楼梦》的激赏，而吝于表达阅读《金瓶梅》时所获得的审美愉悦，这可能与我们所处的时代和大人文环境有关。

其实，抛开其他方面不论，《金瓶梅》在驾驭人物对话的语言功力上，往往是居《红楼梦》之上的，我们所津津乐道的“红语”

，如“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筵席”

，“不当家花花的”

，“打旋磨儿”

，“前人撒土迷了后人的眼”

，等等，都是《金瓶梅》里娴熟而精当地运用过的。

《红楼梦》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大陆，已经获得了可以说是几无异议的至高评价，但是《金瓶梅》却直到这个世纪末，才终于能被一般成年读者正常阅读，学界也才有可能更加开放地进行研究，我这里便对学界，当然也兼及一般的读者，提出这样一个课题，就是请回答，当一个时代里的一个作家，他实在无法升华出理想与哲思时，他便使用《金瓶梅》式的文本，精微而生动地描摹出他所熟悉的人间景象和生命现象，在语言造诣上更达到出神入化的鲜活程度，我们是应当容忍他呢，还是一定要严厉地禁制他，乃至恨不能将他的著作“扼杀在摇篮中”

？

当然，《红楼梦》是一部不仅属于我们民族，更属于全人类的文学瑰宝；那么，比《红楼梦》早二百年左右出世的《金瓶梅》呢？我以为也是一部不仅属于我们民族，也更属于全人类的文学巨著，而且，在下一个世纪里，我们有可能更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尤其是，有可能悟出其文本构成的深层机制，以及时代与文学、环境与作家间互制互动的某种复杂而可寻的规律，从而由衷地发出理解与谅解的喟叹！

2013年12月28日温榆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