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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儒教（第9页）

董仲舒并没有亲自将这种解释向皇帝奏告，是他的仇人拿此话去向皇帝献殷勤。

每一个看到注释的人都明白文中语气所暗示的是两位大人物：一位是太后的同父异母兄弟，当朝丞相；另一位是皇帝的大伯父淮南王。

于是，这位哲学家被判处死刑，好容易得到皇帝的特赦，总算免于一死。

（朱晓按：《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先是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仲舒居家推说其意，草稿未上。

主父偃候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

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

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

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

董的这份草稿见《汉书》卷二十七上《五行志》。

）

不过董仲舒以他的擅长的学问和勇敢的预言为新儒教建立了神学基础。

他建立起他的《春秋公羊传》体系。

另一些儒家学者开始以另外的古代经籍作为他们注释的基础，企图超过他。

有一学派用《尚书》中的一章《洪范》为基础，精心计划一种更为复杂的儒教逻辑或者诡辩的体系。

另一学派以《易经》作基础进行注释。

那位获罪的炼丹术士刘向建立了他的《春秋谷梁传》体系，但这在当时就被认为是不可信的。

他的儿子刘歆，是王莽所信任的顾问，建立了他的《春秋左传》体系，这在当时也是有争议的。

但最不可思议的绝技是翼奉学派，他完成了以《诗经》为基础作注释，建立起详细的占卜和解释灾异现象的体系。

如此各式各样的儒教神学和诡辩的体系，还在继续不断地增多。

当然，没有两个学派在解释任何特殊灾异现象时会得出一致的结论。

每当一次地震或日蚀发生，各种各样的关于灾异对人或事的实际意义的解释便会像潮水一样涌向朝廷。

大量的这种解释事例都发生在公元前135年到元年之间。

都载上了史家班固所撰的《汉书·五行志》之中，这一卷（第廿七卷）成了《汉书》中最长的一卷。

（朱晓按：在中华书局标点本《汉书》中，这一卷是从一三一五页至一五一六页，共二百〇二页。

）

班固的先例，几乎被后来各朝代的历史所遵循，有的还比照着有所发展，或者至少使儒教的这种局面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直存在下去。

从上所说，我们可以容易地了解到汉代的新儒教是完全不同于孔子的不可知论的人文主义或孟子的民主主义政治哲学的。

可以看出这是中国第一个帝国时代的奇特的产物。

当各部族的宗教思想和实践聚集在一起并融合成为一个具有杂乱的信仰和崇拜的庞大的聚合体时，整个的宗教和智力气氛，即便在最高层的贵族和皇族方面，都是原始的和浅薄的迷信，新儒教在这样的环境里受到保护和滋养，也必将采用大量的原始的和浅薄的迷信，这是很自然的。

新儒教，它明白地摒弃了早先从杰出的儒学思想家荀子那里接受的自然主义哲学；它明白地拒绝了孔子本人的不可知论思想，公然采取一种有神论的立场，它类似于曾被早先的儒家责难过的墨翟学派。

这些汉代的新儒教徒们相信他们能通晓上天的意志，并能解释出隐含在天地间显示出来的一切现象中的意义；他们相信巫术和炼丹术；他们采用占星家们的方法论，穷毕生精力试图用历史上和经籍中的相似处去解释自然界发生的灾难和异常现象。

虽然如此，我们仍然应该原谅他们，这些儒家学者是处在这样一种只能明白一些原始的和浅薄的事物环境中的人。

他们在黑暗中摸索寻求一种方法，怎样才能在一个刚刚合并成立起来的帝国里，去抑制那无法避免的统治者的专制主义。

宗教似乎是一种具有约束力的武器，于是新儒教采用了宗教的形式。

迷信似乎能引起统治者的注意，于是儒教利用迷信作为它的主要部分。

他们想建立这样一种宗教：它能教统治者本人服从天意，对他属下的人民施行仁政。

为了这种缘故，新儒教常常勇敢地触怒皇帝和有权势的大臣们，强使他们在社会和政治方面作出不少对人民有利的改革。

汉代儒教运动最大的成就在教育领域。

在学习研究古代经籍文献的基础上建立起全国性的教育和考试制度。

儒学的头面人物为未来的文官考试的民主制度的发展播下了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