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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新中国的艰难抉择（第3页）

苏联不仅恢复了1904年的领土面积（除了波兰和芬兰），还将整个东欧置于掌控之中，甚至占领了普鲁士人的故乡柯尼斯堡（后来被苏联改名为加里宁格勒）。

这一成就超越了任何一位沙皇。

因此，他认为没有必要继续扩张，而是应该稳固已有的成果。

再加上苏联在二战中遭受了巨大创伤，急需休养生息，此时不宜再发动大规模的战争。

其二，美国人拥有原子弹。

到1950年，美国拥有300颗原子弹，而苏联仅有3颗，核力量的对比极为悬殊。

尽管双方向对方本土投掷原子弹存在困难（缺乏有效的投送工具），但打击彼此在欧洲的驻军则是不成问题的。

因此，由于欧洲的力量格局失衡，美国的战略重点必须置于欧洲，并始终保持一支能够随时支援欧洲的军事力量。

这也决定了美军不可能在其他战场上投入大量兵力。

鉴于以上情况，美国非常乐意与新中国维持一种既不冷淡也不过于亲密的关系，唯一的底线是避免军事对抗。

然而，这种暗示并未引起中国的关注，当然，也不排除中国有意忽视的可能性。

早在《论人民专政》一文中说：当时的外交政策只能选择倒向苏联。

不仅因为美国长期对蒋介石提供大量援助，还因为当时中国城市中大量资产掌握在美国资本手中。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军队开始在各大城市接管资产，场面之混乱和血腥程度堪比清初的跑马圈地。

凡是国民党军政要员看中的房子，便随意将其冠以“逆产”

之名，诬陷房主在抗战期间通敌叛国是汉奸，继而强行没收。

这种强盗一般的接收，导致国统区众多工厂和企业倒闭，物价飞涨，各种物资极度短缺。

美国借机大量倾销战争剩余物资，随后将所得资金用于低价收购因破产而抛售的资产，使得美国资本与国民党的官僚资本实际掌控了各大城市的产业。

如果这种局面持续下去，新中国的建设将无从谈起。

新中国随后展开了大规模的官僚资产和外资资产的没收行动，中美关系由此开始恶化。

然而，尽管如此，美国此时除了表示抗议外，还是没有采取任何特别的军事行动，也没有表露出干涉新中国解放台湾的意图。

3.2中苏较量的莫斯科之行

1949年6月，刘少奇前往莫斯科访问。

在这次访问中，乔大叔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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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中苏两国应该共同承担更多义务，并进行某种分工。

我希望中国今后能够更多地负担一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指导和援助。”

还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去世后，革命的中心从西方转移到了东方，而如今又转到了中国和东亚。

因此，中国共产党应当承担起对东亚各国革命的指导责任。”

简而言之，苏共将负责欧洲的革命运动，而中共则承担起亚洲的革命任务。

斯大林的这一“革命分工”

绝非简单的口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更是直接影响了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态度与行动。

这就是当时中国人民都耳熟能详的一个词——“输出革命”

。

从“抗法援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