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佞人不做学问,你要什么我编什么,比之学人利索了很多——不说是天壤之别,起码也有五十步与百步之分。
二三十年前,一场红海洋把文史哲经通通淹没。
要和林彪比滑头,大伙都比不过,人文学科的危机实质上在那时就已发生了。
罗素先生修《西方哲学史》,指出很多伟大的学者都有狡猾的一面(比如说,莱布尼兹),我仔细回味了一下,也发现了一些事例,比如牛顿提出了三大定理之后,为什么要说上帝是万物运动的第一推动力?显然也是朝上帝买个好。
万一他真的存在,死后见了面也好说话。
按这种标准我国的圣贤滑头的事例更多,处处在拍君王的马屁,仔细搜集可写本《中国狡猾史》。
中国古代的统治者都带点花剌子模君王气质。
我国的文化传统里有“文死谏”
之说,这就是说,中国常常就是花剌子模,这种传统就是号召大家做敬业的信使,拿着屁股和脑壳往君王的刀子板子上撞。
很显然,只要不是悲观厌世,谁也不喜欢牺牲自己的脑袋和屁股。
所以这种号召也是出于滑头分子之口,变着法说君王有理,这样号召只会起反作用。
对于我国的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只从诚实的一面理解是不够的,还要从狡猾的一面来理解。
扯到这里,就该得出第二个结论:花剌子模的信使早晚要变得滑头起来,这是因为人对自己的处境有适应能力。
以我和李银河为例,现在就再不研究同性恋问题了。
实际上,不但是学者,所有的文化人都是信使,因为他们产出信息,而且都不承认这些信息是自己随口编造的,以此和佞人有所区别。
大家都说这些信息另有所本,有人说是学术,有人说是艺术,还有人说自己传播的是新闻。
总之,面对公众和领导时,大家都是信使,而且都要耍点滑头:拣好听的说或许不至于,起码都在提防着自己不要讲出难听的来——假如混得不好,就该检讨一下自己的嘴是不是不够甜。
有关信使,我们就讲这么多。
至于君主,我以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粗暴型的君主,听到不顺耳的消息就拿信使喂老虎;另一种是温柔型,到处做信使们的思想工作,使之自觉自愿地只报来受欢迎的消息。
这样他所管理的文化园地里,就全是使人喜闻乐见的东西了。
这后一种君主至今是我们怀念的对象。
凭良心说,我觉得这种怀念有点肉麻,不过我也承认,忍受思想工作,即便是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也比喂老虎好过得多。
在得出第三个结论之前,还有一点要补充的——有句老话叫做“久居鲍鱼之肆不闻其臭”
,这就是说,人不知自己是不是身在花剌子模,因此搞不清自己是不是有点滑头,更搞不清自己以为是学术、艺术的那些东西到底是真是假。
不过,我知道假如一个人发现自己进了老虎笼子,那么就可以断言,他是个真正的信使。
这就是第三个结论。
余生也晚,赶不上用这句话去安慰马寅初先生,也赶不上去安慰火刑架上的布鲁诺,不过这话留着总有它的用处。
现在我要得出最后一个结论,那就是说,假设有真的学术和艺术存在的话,在人变得滑头时它会离人世远去,等到过了那一阵子,人们又可以把它召唤回来——此种事件叫做“文艺复兴”
。
我们现在就有召唤的冲动,但我很想打听一下召唤什么。
如果是召唤古希腊,我就赞成,如果是召唤花剌子模,我就反对。
我相信马寅初这样的人喜欢古希腊,假如他是个希腊公民,就会在城邦里走动,到处告诉大家:现在人口太多,希望朋友们节制一下。
要是滑头分子,就喜欢花剌子模,在那里他营造出了好消息,更容易找到买主。
恕我说得难听,现在的人文知识分子在诚恳方面没几个能和马老相比。
所以他们召唤的东西是什么,我连打听都不敢打听。
*载于1995年第3期《读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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