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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短文比整本小说都好读。
陈染对小说的很多看法我都赞成,只有对卡夫卡的看法例外。
陈染说,她觉得和卡夫卡气质相近,我觉得不然。
卡夫卡虽然抑郁,但他的抑郁里没有自恋的成分——他说,每个障碍都能克服我。
他的问题是悲观绝望。
这种情绪和过度自恋造成的抑郁不是一回事——不能把所有的气质都往自己身上扯。
在访谈结束时,谈到了女性写作的文化角度。
我对这个问题很有兴趣:这主要是因为,一种文化人类学的观点正在泛滥,一直蔓延到了文学的领域。
文化人类学有种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主张尊重各种文化特异性。
假如真有一种女性的文化角度,我们也该尊重它的特异性。
如陈染所说,女作家可以在男人性别停止之处开始思索,假如这是真的,我们就有指望读到些独特的好作品。
但就《私人生活》而论,我有理由说,我的指望落空了。
现在我觉得《私人生活》不好,陈染会说,这是男性中心的偏见。
假如我说这书好看之极,她就不会在意我是个男性。
这样等于立起了个单向的闸门:颂扬的话能通过,批评的话就通不过。
任何人都能看出这件事的不合理之处:女作家的作品,男人只能赞美,这种赞美就没了意义。
假如女性文学意味着对文学做这样的分割,那就没什么意思。
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在文学领域也不可滥用,它会把文学割碎。
当然,对于女性文学,我也不是完全的取消派。
女作家写性别意识,只要能写好,我就赞成。
另外一方面,作者写出文学未曾表现的一种文化特异性,会是有趣的,但又不一定会好。
举例来说,假设有种肉冻似的海洋生物有思维的能力,在大海中漂浮了亿万年。
我们把它们中的一个捞了出来,放进鱼缸,给它一支笔,可以想见,它能写出些有趣的东西,但未见得好,虽然它们在陆生动物停止的地方开始思考,也不见得是好小说家。
除非它对文学有些了解,有一些写作的经验——假如我们承认有好和坏,那么就必须承认在文化的特异性之外,还有一个统一的文学标准,由这个标准来决定作品的好和坏。
我对女权主义的理论和文化人类学还有些了解,我的看法是:这些学问不能教给我们如何写作。
通过写作可以改变自我,这就是说,真正能教我们如何写作的,却是写作自身。
*载于1996年第1期《北京文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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